清代基层官员主要是指知府、知州和知县等官员。他们位居官位，所阅读的书籍种类常常受自身职责的约束，颇有身不由己之感。
读实务书籍
清代基层官员虽然位于整个官僚体系的末梢，位卑权轻，但责任却不容小觑。清代基层官员一般会在任职期间按照相应的职责学习匹配的知识与技能，在这个过程中，清代基层官员大都会求助于书籍。
曾担任过清代基层官员的方大湜、刘衡和延昌分别著有《平平言》《蜀僚问答》和《事宜须知》等3部官箴书，在书中方大湜等人分别记载了为赴任地方官而必备的书籍。大致可分为官箴书、律令著作、法医著作和时事资讯等类别。
官箴书十分常见。3人的书单中同时出现了黄六鸿的《福惠全书》。方大湜和刘衡还同时列举了《佐治药言》《学治臆说》《实政录（篇）》等3本书。此外，延昌还携带了《居官日省录》，方大湜则还列举了《梦痕录节钞》《庸吏庸言》等书。
方大湜等3人的书单中不约而同地出现了《大清律例》和《（六部）处分则例》两书，前者为国家法典，后者则是部门规章。但现实情况错综复杂，具体的案例汇编集就派上了极大的用场。正是因此，方大湜等3人列举了大量案例集，同时出现在3人书单中的有《驳案新编》。
《洗冤录》作为中国古代最为著名的法医学著作，自宋朝诞生以来就备受赞誉，清代官方甚至还亲为校订版本，列为地方官员的必读书目。曾署理崇义知县的周长森与曾任太原知县的何宗逊都在日记中记录了购买阅读《洗冤录》等书籍的经历。曾任磁州知州的赵烈文在日记中记载了大量验尸查案的记录，其中就有将《洗冤录》与现实情况相对照的例证。
方大湜在书单中提出地方官员应常读《邸钞》，并提醒说：“朝廷用人行政悉载《邸钞》之内，不阅《邸钞》便不能通晓时务。”方大湜开列的书单还包括《农桑辑要》《农政全书》《授时通考》《荒政辑要》《捕蝗要诀》等实务书，涉及的都是农桑、救灾、城防、河防等清代基层官员的重要职责。
读地方志
明代知县就已经将阅读志书作为自身的上任准则之一，清代基层官员则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清乾隆年间赴任石泉县令的胡具庆，在到任后不久即命人搜寻地方志，在获悉当地的地方志已无雕版可寻的情况下，胡具庆还特意命人抄录副本以惠后人。
曾任合肥知县的谭献就在赴任前获得了《合肥县志》，赴任途中尽管舟车劳顿，谭献依然充分把握时间披阅方志，以期尽早熟悉合肥县的境况。
很可能是不满于前人所修方志过于粗劣，或出于利益争夺等原因，不少清代基层官员任职期间都会对方志进行重修或者补修。周长森在披阅《崇义县志》后不甚满意，对方志指责颇多。他认为“新修者手笔太弱，‘列传’全用原稿，不加剪裁；其刻极讹舛，指不屈数”，而更为致命的是，明代著名人物王阳明在崇义所留下的碑文方志竟也不加收录，这是令周长森无法忍受的。故而补修志书几乎贯穿了周长森的整个任期。
读小说诗集等
在方大湜等3人之中，只有延昌在赴任知州前除了携带一箩筐的官箴书外，还携带了《聊斋志异》《红楼梦》《鸿雪因缘》三部小说，可能是用于在烦闷无聊的途中打发时间。官员到任之后，面对着诸般繁芜的公务更需生活的调味剂，小说便成为了最好的选择。
清代基层官员阅读小说多是在闲暇时刻，周长森首次在日记中记载阅读小说《虞初新志》是在同治九年闰十月初四。前一天他刚刚结束两件讼案，当天周长森比较悠闲，一口气即读完《虞初新志》十卷，但是仍感意犹未尽，因此便接着找来《虞初续志》十二卷阅读。
清代基层官员的文人习性让他们区别于一般的市民，诗词文集与史书等书籍无疑是首选。延昌所携带的书籍中列有《唐宋诗醇》《御选唐诗》等诗集。周长森酷爱阅读诗词文集，且文人的敏感性往往又会赋予阅读诗词文集别样的魅力与效果。同治九年腊月二十五日，周长森“阅《乐天诗集》，参以达观格言，以舒积郁”，白居易的诗词明显给了周长森莫大的心理安慰。
除却诗词文集之外，最受清代基层官员青睐的即是种类繁多的史书。在延昌赴任知州时携带的书籍中，就有《廿一史约编》《廿四史》《满汉名臣传》等史书。周长森阅读史书的数量最多，多达十一种，著名的《三国志》《汉纪》《三国》《通鉴纲目》《史记》等书都在周长森的阅读世界中。一些稗官野史也在周长森的阅读“食谱”上面。
清代理学家陆陇其被清廷称之为“本朝理学儒臣第一”，可谓是彼时的核心文人。他也曾担任过清代基层官员，但在任职期间的日记中全然不见有过阅读官箴书、律令著作的记载，所阅读的书籍几乎都是儒家典籍等学术性著作，很少发现诸如小说此类的娱乐性书籍。
清代另外一位在学术思想上颇具盛名的谭献在担任基层官员时的阅读世界与陆陇其颇为相似。虽然谭献对史书和诗词文集等充满热情，但构成其阅读世界主体的依然是颇为严肃的学术性著作，无法寻见他阅读官箴文书等书籍的记载。
陆陇其、谭献选择将官箴书等功利性阅读隐而不录，体现出身处较高文化阶层的核心文人对这些书籍的态度。
（摘自《文史天地》2023年第8期 朱忠飞 叶国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