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青年》撰文，互相支持

　　1908年底，刘文典（见图）东渡日本求学，不久经人介绍入章太炎门下，成为入室弟子。据刘文典回忆：

　　那时一般朋友的看法都是说周氏兄弟中，周作人的西洋文学好些，中国的旧学，鲁迅要学得好些。

　　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鲁迅兄弟和刘文典先后回国参加革命。他们都在《新青年》撰文，互相支持的举动进一步加深了彼此的了解，也在思想上产生了碰撞的火花。在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之际，刘文典与鲁迅兄弟先后往北京大学任教，这自然就延续了他们的交往。某年冬天，鲁迅上完课后，有学生向其请教问题，他认真给学生讲解，刘文典听到鲁迅与学生的谈话后对其有了新认识：

　　他对西洋的文学、艺术，以及中国所谓的“旧学”都是十分渊博的。

　　为此，刘文典曾在当天下午旁听了鲁迅两个小时的课程。又如，一次偶然的机会，两人曾经在《文选》领域中有着一番学术交流，“我们做过几次长谈，谈到我对《文选》的看法，他很赞成我的话，我十分高兴。我想：他是骂‘《选》学妖孽’的人，反而赞成我，怎不使我高兴呢？从此以后，我才常到‘群言堂’去，专找他谈话” 。1923年，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鲁迅日记》记道：

　　往商务印书馆买《淮南鸿烈集解》一部六册，三元。

　　相比较与鲁迅的交往，刘文典与周作人都为北京大学全职教授，他们的往来也就稍为频繁，彼此经常在一起开会讨论课程设置和各种教学问题。1918年1月16日，刘文典与周作人等北大14位教授举行会议，提议成立大学俱乐部、划分大学区域、制定教员学生制服等。1919年，刘文典与周作人等北大教授联名向教育部提出《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案》。1920年至1922年，周作人在日记中有12次关于刘文典的记载。

　　大节“马虎不得”

　　1926年秋，鲁迅前往厦门大学文学院执教，周作人仍在北京大学，而刘文典于1927年参与安徽大学的筹备工作。1928年11月28日，安徽省爆发学潮，蒋介石斥责刘文典办学无方，遭到其反驳，结果被羁押，经各方人士保荐才被释放离皖。1929年，刘文典进入清华任教。对于刘文典的遭遇，鲁迅在《知难行难》中写道：

　　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

　　此段时间刘文典与鲁迅的交往较少，与周作人的互动也较少。1936年10月，鲁迅病逝。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刘文典因故未能同清华大学一起南下，滞留于北平。日本人曾多次派人劝说刘文典出来教学，遭到他的断然拒绝。不久，日寇又通过周作人请他出来出任伪职，同样被拒绝，周作人也因此被刘文典斥责了一顿。1938年春，刘文典设法脱离险境，经天津、香港到达昆明，随后继续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此时的周作人仍继续滞留北平。刘文典听到此事后生气地说“他读过不少的书，怎么那样不爱惜羽毛呀！”为此他时常告诫自己“国家民族是大节，马虎不得”。

　　晚年评价

　　在西南联大期任教期间，鉴于周作人的投敌行为，刘文典开始对他的文学创作思路进行批评。刘文典认为文学造诣应该与文学修养分不开，为人与为文是一回事。但是，周作人说读者读作家的作品，并不必了解作者是什么人，比如吃包子，只要包子做得好吃。对此，刘文典曾公开抨击周作人的观点，他认为“文学作品是高级精神产品，不同于制作包子”。刘文典也不认可鲁迅小说中的绝望氛围，对鲁迅持批评的态度也愈加明显。在西南联大任教时期，刘文典曾说：

　　我所敬佩的亡友鲁迅，为国家民族尽过不少的力。可是我对他极不满意的有一点，就是他的作品在青年的思想上有一种不良的副作用，认为“中国的一切都是坏的”，在不知不觉中养成了鄙弃祖国文明的谬见。甚至于由鄙视而绝望，以至自暴自弃，堕入了邪路。

　　1949年7月11日，刘文典应云南大学文史系邀请，发表了关于鲁迅的演讲。刘文典对鲁迅进行了严厉的批评。随后，在昆明文化界引起一场巨大的风波，昆明学术界先后发表了20多篇批判和讨论刘文典的文章。7月12日，昆明《大观报》简单摘录了刘文典演讲大旨：刘文典认为鲁迅“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人生态度，是太过于小气和偏狭。刘文典还将鲁迅比喻成武松，把围攻鲁迅的人比作《荡寇志》中实行车轮战术的人，以致鲁迅许多时间都耗在无意义的笔战中。

　　当然，刘文典对鲁迅还是怀有佩服的心理。1956年，全国各地举办纪念鲁迅逝世20年大会，刘文典先后写下《回忆鲁迅》及《我和鲁迅最后的一面》的文章。10月19日，云南大学举行纪念鲁迅逝世20周年报告会，刘文典应邀作了一次激情的演讲报告，据时人回忆：

　　（刘文典）他不用讲稿，侃侃而谈，讲的内容，是鲁迅小说如何揭露国民劣根性，比如国人看杀人时的麻木、祥林嫂的砍门槛以及阿Q的精神胜利法，其实质一致……印象深刻的是，刘教授对鲁迅先生充满了崇敬之情。

　　新中国成立后，刘文典在北京参加政协会议的时候遇见周作人，老朋友再相见时畅谈许久。　　   （摘自9月21日《团结报》 黄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