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的次公子

　　王仲闻（见图，前排右一）是王国维（字静安）先生的次公子，生于1902年。辛亥革命后，王国维在罗振玉的关照下，携全家东渡日本，又于1916年合家回到上海。王仲闻从小调皮，家里频繁搬迁，改变居地与读书环境，自然会影响到他的读书兴趣。静安先生似乎没有注意这些对他的影响。他中学毕业后，考取了号称“铁饭碗”的邮政部门工作。

　　1923年，静安先生举家迁居北京，担任废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在景山公园路东的一处四合院定居。1924年溥仪被逐出宫。1925年静安先生出任清华大学研究院教授，1927年他突然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当时，王仲闻在上海。后来，他到北京地安门邮局工作。

　　邮局的工作并不复杂，不需要什么特殊才能。随着王先生的年纪渐长，每天下班从地安门邮局步行回到家中，他只有读些父亲留下来为数不多的书籍消磨时光。这是1963年夏天我调入中华书局之后，在书局内外陆续零星听到的。

　　署名“王学初”出书

　　后来听办公室内的同志说，王先生中学毕业不过十八九岁，进邮局做练习生，做得不错，就被提拔去了邮检部门。可是这个部门一向是由中统控制，因此，他就沾上了特务之嫌。新中国成立后虽被邮局留用，却分配他去卖邮票了，到了1958年邮局开除了他的公职。

　　这一切，他自己糊里糊涂，当他拿着自己写的《人间词话校释》和《李清照集校注》两本书稿，去人民文学出版社联系出版时，问他的工作单位，他说被开除了。因为他已无工作单位，无处去调查他的情况，但书稿质量是很好的，出版社就对他说只能寻机会出版，但署名是个问题。王先生说无妨，署“王学初”好了。这两本书稿后来都正式出版了。

　　那时我进中华书局不久，徐调孚主任为了让我熟悉古籍整理的业务，先派我去北图善本部校勘过《酉阳杂俎》和《唐才子传》。同时调孚主任还分配我与李思敬参加王先生早已开始带领金竹槐（涛）、曾伟强和书局外的孔凡礼、李淡虹诸位收集历代有关李白、杜甫研究资料的这个集体项目。王仲闻分配我翻査《元文类》《明文海》《清文汇》三部总集里有关李杜的研究资料，要我把那些作者本集里未收的抄下来。

　　这未免太难了吧！元明清三代作家的集子，我几乎没怎么看过，怎么会知道本集中收过哪些呢？我对此表示为难，他很平易地说：“不怕，你只要看到文章中提到李杜或提到他们的诗句，你就记下页码、题目，或是夹张条子都可以，交给我看就好，我会把应抄的文章告诉你，抄时不必加标点。”王先生的话说得很轻松，令我非常吃惊。元明清三代文人集子那么多，王先生都看过？都能记得住？王先生的学问太好了，难得中华书局的领导金灿然有眼光，把他请来做这事。

　　我把这个情况诉苦般地向调孚主任转述，他一点也不吃惊，郑重地对我说：“你就照王先生说的做，好好地跟他学一学，对你今后的工作很有帮助。”我不禁为王先生感到委屈：这样有本事的学者，叫他去卖邮票，对国家不是损失吗？

　　他的书稿受到钱锺书好评

　　王先生带领我们编李杜资料不是他的主要工作，他的专职是审校《全唐诗》标点和审核并订补《全宋词》，此后用一年时间整理出20多万字的《读词识小》，颇有学术价值。

　　我与王先生共事时间不长，从1963年夏至1965年初秋。大约是1964年春天，为了帮助我了解诗话方面的情况和如何做标点，他先后借给我一本出版不久且篇幅不大的《杨万里范成大卷》资料汇编，那上面有些标点不妥的地方，他随手做了纠正，还有90页可供了解的书目（400字一页的稿纸，每页30行，每行一书目），以帮助我尽快胜任整理古籍的编辑业务。当时给我的感觉：他这样做也是对我表示一种感谢，因为我曾奉调孚主任之命，把他撰写的《读词识小》书稿，拿给钱锺书先生看过，他给予极高评价，中华书局因此决定出版。可惜未及出版，书稿在“文革”时遗失了。

　　大约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天，有位自称是王先生儿子的退伍军人来中华书局访我。他说自己18岁离开家，与家庭划清界限，从未与父母联系过，自己身边连父亲的照片都没有，已经记不得父亲的容貌了。我听了很难过，便去人事处问王先生有无登记表存档，那上面应有照片。还真如愿找到唯一的一张一寸小照，撕下来给了这位怀念父亲的公子。

　　中华书局老同志一直没有忘记共过事的王先生和调孚主任，在文学室的档案中，程毅中先生发现了王先生关于编订《全唐五代词》的意见，他整理出来在内部刊物《古籍整理简报》上发表，还把微薄的稿费给了来访过的公子，也算是对王先生的一种追念吧！

　　我近几年很少出门，一天清理旧物，竟发现了王先生曾经借给我看的书籍和90页诗话类书目，还完好地包裹在一起。如今物主早已不在，只好还给王先生的后人。多幸程毅中先生给了我复旦大学图书馆王亮先生的联系方式，他是王仲闻先生的长孙，我旋即把这两件旧物寄还给了他，也了却一桩多年来纠结于心的事。（摘自《档案春秋》2023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