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制度在两宋的成熟，实为万人奔竞、无论出身（哪怕是工商杂人或者黥吏之子）的全新科举制度所造就。按照历史学者王瑞来在《士人走向民间：宋元变革与社会转型》一书的考证，大宋政权为了把最优秀的人才留在高层，几乎采用了有史以来最严苛的科举进阶之路——“磨勘”制度，千人竞渡之侧畔，早已是万骨衰枯。

　　在王瑞来看来，中国历史上的唐宋之变，就是基于社会制度上的整体性转化。汉唐之中国古典社会，精英群体大都来自血缘门阀家族，而大宋肇始，太宗鼓吹重文抑武，寄厚望于以科举促天下归心，寒门学士也有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机会和雄心。

　　学者黄博在《宋风成韵：宋代社会的文艺生活》一书中，揭示了大宋缘何制造出一众以苏门弟子为代表的“文艺青年”们层出不穷的终极原委。自两宋开始，官家取才不论门第，科举之门大开，参加者愈众，考生命中的几率必然会降低，而随着宋朝的进士数量越来越多，寒士素衣想要跻身仕途之路，也变得愈加逼仄。

　　以中唐为例，每年入长安参加京城考试的士子数量大约在1500名左右，获得科举功名的约为140人，录取率为1/4左右；可是到了宋代，自宋太宗推崇文治、废黜武功之始，淳化三年（992年）进入崇政殿考试的举人数量就高达1.73万人，最后只录取进士350余人，录取率就只有1/50。

　　换言之，两宋文化之登峰造极，是以读书率然成风的普罗大众和众多落魄才子为文化基础的。私家藏书之丰，印刷术之精良，文化传播之广，宋代读书风气之普及，早已折射出一种时代的巨大变迁。

　　另一方面的弊端则是，如此多的失意者，再加上两宋的“磨勘”制度，事实上也堵死了大多数下级官吏的上升通路，读书人该如何自处？面对科举功名，举国若狂，哪怕南宋之末亡国在即，士人们还忙于应试奔竞，“置家国于度外”。

　　从前朝君子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到两宋的理学道学鼓吹的儒家全新四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宋朝士大夫的心理转换在向内求的范式变化背后，也折射出一种时代变化的无力感。当“学而优则仕”不能再成为士人追求的唯一人生目标，无休止的社会内卷，早已注定蹇涩了他们的命运之途，知识精英们只能或隐居而绝，或稼穑为业。　　　　（摘自10月30日《经济观察报》  马向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