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1912年视察柔济妇孺医院时留下的合影

　　1914年，富马利博士（左）、夏马大博士（中）、罗秀云医生看望卵巢囊肿病人

　　1884年10月，30周岁的富马利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女子医学院博士的专业身份，受长老会派遣，乘坐“东京号”客轮抵达广州。此时，距第一位医学传教士伯驾来广州创办眼科医局（实际上承担着除眼科割治手术外的其他多种外科治疗）已经49年，嘉约翰医生将原有的“眼科医局”定名为“博济医院”已经30年。

　　但富马利登陆华南，一样经历过一个传教医生拓荒的艰难。她于1886年在广西桂平传教行医，先是为一位在“中法战争”中受伤的“董将军”做了令人满意的治疗，因而有了在桂平落脚的机会；在普宁则因为为水师提督方耀的母亲治病有效而赢得在汕头普宁一带的美誉。但这类“上层路线”都是脆弱而不牢靠的，富马利的桂平行医场所，不久毁于著名的“桂平教案”。

　　富马利作为一个女性，目睹了中国社会的妇女生活状态，堪称触目惊心。嘉约翰的妇科助手梅阿贵的人生经历，就让她痛感中国妇女的苦难命运。

　　阿贵出生在远离广州的乡下，父亲有好几名妻妾，因好赌而倾家荡产，妻妾遣散，女儿全部卖掉，八岁的阿贵先以二十八美元被卖，两年后以五十美元被转卖，从此失去家庭联系；十八岁时第三度转手，以八十美元卖到广州，与一旅美华侨成婚。两年后夫死，阿贵被送到博济医学校学习，后成为嘉约翰的妇科助手。但阿贵的厄运并未因此终结。其亡夫的叔叔因为吸食鸦片而一无所有，婆家竟然打起了阿贵的主意，不但虐打她，强迫她供奉丈夫的牌位，最后叔叔竟要卖掉阿贵换钱。最后阿贵逃回西医院，并决意与刚从檀香山回来的梅先生成婚；婆家来医院试图把阿贵抓回去，后因领事带来士兵保护医院，此事方告罢。阿贵前半生的命运是当时中国妇女的一个缩影，但从阿贵身上亦看到中国妇女改变命运的希望。

　　更为普遍的是妇女就医难问题。尽管之前的伯驾与嘉约翰都曾为一些妇女解除过病痛，但女子到医院找男医生看病仍是一个禁忌。按一份博济医院的记录，七成为男病人，女病人仅得三成。

　　这样，对富马利来说，没有比建立一所妇女医院，以及妇儿医学院校、护士学校更为紧迫的了。以此为动机，筚路蓝缕，富马利先后创立了柔济妇孺医院、夏葛女医学堂、端拿女子护士学校。接受过富马利教泽的，最著名的就有被称为“女权运动先驱、中国第一位女西医”的张竹君，还有因学医而转变命运，最终成为富马利妇孺医疗三大机构重要辅助者的罗秀云。而与林巧稚齐名、有“北林南梁”之称的妇科专家梁毅文，就是毕业于夏葛女医学堂。夏葛女医学堂的毕业生遍及广东城乡，更有行医于云南、湖北、上海、四川、福建、安徽、江苏、山东、北平、海南岛等地的。她们中的不少人都以富马利为榜样，终生独身，全身心投入妇孺医疗事业之中。

　　端拿女子护士学校毕业的护士也堪称济社会所急，是另一个妇女职业化的成绩。当时一个秀才当教师，一般是八美元月薪，而富马利内心的目标是护士月薪能达到十五美元。结果有一位梁姓女护士受聘于沙面租界，以良好的服务，获得月薪一百美元的收入。这些优秀的女医生、女护士，不但是遍布大江南北、造福妇孺的白衣天使，也是第一代取得独立社会地位的中国妇女精英。（摘自《随笔》2024年第3期 罗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