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蛋先生的学术生存》

　　施爱东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2024年7月出版

　　本书是一部关注普通学术工作者的“社会生态志”，讨论“学术工匠”们的行业习俗以及他们所处的学术生态。

　　确认一个学术领袖以及树立一批学术代表，是每个“学术共同体”所必然选择的发展策略。

　　学术领袖的功能必须是双向的，只有被业内和业外学者所广泛认同的学术领袖，才有可能为他所在的学术共同体带来荣誉或争取更多的学术资源。相对于一个木讷寡言的内向型学者，一个为人中正、能言善辩的外向型学者会有更多的机会成为学术领袖。所以说，一位称职的学术领袖不能仅仅是一名学者，他还必须是一名社会活动家。

　　钟敬文（1903-2002年）就是这样一位出色的学科领袖。钟敬文的最后20年主要是作为“导师”而为民俗学界所敬仰。他为民俗学科的经营与维护，付出了比学问更多的努力。他多次说过：“我想过，像我这样的人，假如我只管自己去发展，走个人的路，也许境况比现在好一点，但对学科的发展，对人才的培养，就未必真有好处。”

　　一个长期担任领袖的学者到了晚年的时候，很容易就会被推向学术神坛，成为后辈崇拜的“祖师爷”。他的学术成果会被要求反复阅读，他的观点会逐渐成为“共识”。以此“共识”反观其成果，其成果也自然会成为“经典”。在钟门弟子的眼中，“钟先生的学术著作需要我们细细地品味、咀嚼，越嚼越感滋味之浓厚”。

　　在中国民俗学界，至少60%的从业者都是钟敬文的弟子或再传弟子，即使是偶尔有缘见过钟敬文一面的民俗学者，也多数会以“学生”自居，如果加上这一部分学生，民俗学界的钟门弟子或再传弟子至少占了全学界的80%。在众多的弟子或学生当中，论资排辈就成了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一般说来，钟敬文在1966年之前招收的十几名研究生以及学术助手、访问学者，会被1976年之后招收的研究生称作“老师”；而钟敬文在1976年之后招收的研究生，相互之间多以“师兄弟”相称。但是，那些有幸留在钟敬文身边工作的学生，即使是资料员，也有更多机会被全国民俗学者尊称为“老师”。因此，能留在钟敬文身边工作，对于许多民俗学者来说，既是一种资源，也是一种荣耀。

　　钟敬文一直非常强调团结全国的民俗学者，可是，钟敬文去世之后，一年一度的“钟敬文民俗学奖”就显示了明确的排他性，该奖只奖励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钟敬文及门弟子。对于钟门弟子来说，每年颁奖期间，都是大家欢聚一堂的嘉庆时刻。由钟门弟子发起的“敬文民俗学沙龙”，则试图将这种共同体由内向外推出一层，吸引更多的民俗学者共同参与，可是，由于外人很难在会后的交流中进入钟门弟子的谈话语境，尽管沙龙一再声称其开放性，但参与者依然是以钟门弟子为主。

　　在北京师范大学乃至整个民俗学界，学者们必须用“钟老”或者“钟先生”指代钟敬文，直呼先生的名讳无疑是一种冒犯。2002年钟敬文仙逝之后，每年到了钟敬文的生日和忌日，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以及“民俗学与社会发展研究所”都要分别举行仪式，纪念和缅怀钟敬文，有些学者还会定期到钟敬文旧居遗像前上香、磕头。

　　这种现象当然不限于北京师范大学，应当视为一种普遍现象。在中山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著名戏曲学家王季思（1906-1996年）的学生每年也会举行相似的纪念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