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找到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成员和学习委员会办公室工作人员的一张合影，很多熟悉的面孔又重现眼前（见图，摄于1982年，前排左起：何柱国的夫人、何柱国、董竹君、秦德君、梁漱溟、程思远、溥杰，赵君迈、黄维；后排左起：汪东林、朱真、沈醉、米暂沉、刘亚哲、杜建时、马壁、张西洛、沈晓昭、邹士方、宋伟斌、谢豫中）……
当年的直属学习组
学习，是政协建立初期，毛主席为政协确定的主要工作任务之一。学委会工作主要是组织或联系有关方面的学习活动。直属学习组成员主要为非中共的民主人士、国民党起义将领、特赦释放的原国民党军政特人员、伪满洲国“皇室”成员及一些有特殊经历和特殊身份的人员等。主要内容是给成员传达有关文件、会议精神，学习有关政策和重要的报刊社论等，然后组织讨论。
这个组的小组秘书有三位：汪东林先生带领新分来的大学生谢豫中和我。记得那时常来的有20人左右。他们有的很儒雅，有的很博学，有的很会讲笑话和故事，有的话多每次开会必发言，有的话少但常语出惊人，有的谦逊甚至还带着几分谦卑，有的沉默但眼神里又透露着倔强和英气。
他们叫我小沈，后来有的竟然叫我老沈，有次沈醉又调侃我，叫我“沈老”（因组里女士称大姐，男士称什么什么老），平时惜语如金的梁漱溟先生冷不丁冒出一句：“老沈不算老，名字中间还带个小。”
梁漱溟放了一大炮
梁漱溟委员的坚守与固执是众所周知的，“文革”期间的六七十年代，他作为全国著名的“反面教员”，当然是组里主要的、重点的批判对象。我们来机关时，大的环境已经很宽松，批评却是常有的。参加几次小组会后，我就发现梁老基本上都能到会，在礼堂第五会议室进门右边，三人沙发的右靠扶手处几乎成了他的固定座位。
开起会来，他大多是半坐半躺靠在扶手上，半坐半靠、半睡半醒、半睁半闭。但我相信，他从未真正睡着过，且是认真在听。因为，他会用表情表达自己的态度：闭目、挤半只眼、歪嘴、睁眼、坐直一点。睁眼，多是表示他重视、认可别人的发言内容；直起身子，多半是要发言了。他一旦发言，常造成会场气氛的突然安静和沉重。
我接触到他最为尖锐的发言是在1982年宪法修改讨论会上。那天，一听他要发言，好像会场气氛突然有些异样。后来才从前辈汪东林先生那了解到，1970年讨论拟提交四届人大的宪法修正案时，梁老先生就放了一大炮：他不同意把林彪作为接班人写入宪法，说这在世界上也没先例。还提出，宪法中为什么不写上设国家主席。
倔强的黄维
黄维平时不苟言笑，总挺胸昂头疾步而行，还常披着大概是他当将军时的黑披风。平时开会能不说就不说，但说必会提到他发明的“永动机”。黄维所说的永动机，是他在家时受到灌溉用的水车启发，动了念头。他在监狱里就开始研究了，狱方也曾为他组织过试验，结果是否定的。可他不接受。
他是1975年3月最后一批被特赦的战犯，出来后向组织反映过多次，希望自己的发明能为社会作点贡献。当时直属组会上会下总有人批评他的发明是违反科学的，但他听不进去。政协六届一次会议的小组会上，黄维还因这事同宋希濂争执起来，黄维说了不少很噎人的话，比如“你懂什么”和“我要把原理告诉你，我还怕你转身就把这些告诉美国中央情报局呢”等。把宋气得半天说不出话。
组织上也找些专家同黄维谈过，但他很固执。后来有关方面拨了专款，好像2000元，是在湖南还是江西搞过一次试验。据说这以后，加上身体等原因，他不再提永动机了。
爱钓鱼的沈醉
沈醉委员是1980年确认为起义将领后，增补为五届政协任委员的。他很健谈，也爱讲笑话，常把组中的秦德君和董竹君二位大姐逗得笑个不止。
他比较喜欢钓鱼。有一次，机关组织有关人员去回龙观钓鱼，快结束时，突听沈老叫我快去帮忙，说钓上大鱼了，还说怎么也得十斤重。我赶紧把抄子准备好，折腾了好一阵，“大鱼”才弄上来。但是只甲鱼，大约三斤多重。把我们高兴得不行。
沈老的回忆录《军统内幕》出版时，曾叫我去他家取签名本（我现在还留着），离开时，他说：你哪天来我给你写幅字。我后来没好意思去取。一次沈老对我说，你怎么还看不上我的字？我赶紧说：沈老，我怎么会啊，我是怕老同志说我。沈醉先生说：你知道吗，过去，有的民主人士把我的字挂在堂屋，中统军统的人去了，见了我的字，也会客气三分。
沈醉先生的大女儿沈美娟和我是中国文史出版社的同事，前些日子老干部局组织到北戴河休假，见了她，我又一次开玩笑地说：沈老说过要给我幅字的。父债女还，你得还我。
我的秦大姐
要特别说到的是我的秦大姐，秦德君委员。她是原四川忠县人，彝族，1923年由李大钊、邓中夏介绍入党。她经历和见证了许多重大事件，她是四川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大革命时期也同邓小平、刘伯坚、郭春涛在冯玉祥部队中工作，并任妇女部长，冯玉祥称其为三百年前抗清英雄秦良玉第二。
上海解放前夕，她受党组织安排，准备策反虹桥机场的国民党空军，被一女叛徒告密被捕，并被汤恩伯亲自审问后判处死刑。临刑前几天，她因解放军攻入上海而获救。当时，传大姐牺牲，柳亚子曾写诗哀悼。
一次，她叫我去她家里给我讲了些她的经历，并把她手写的传记性书稿给我，希望我帮她完成写作和出版的愿望。由于种种原因，我没帮上大姐。我为此一直非常自责。
我能有机会服务于他们几年，是自豪的。斯人已去，但留下的记忆是长远的。 （摘自7月22日《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