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先生（见图）自己不写日记，但对日记颇感兴趣，阅读颇多，购买清末民初的日记文本亦颇多。他曾夫子自道：
我一生无耐心耐力，没有养成记日记的良好习惯，甚以为憾事。自从读了鲁迅日记以后，对日记发生了兴趣，先后买了不少这方面的书。
他确实曾经一发而不可收，购买的日记委实不少。他自己说：“60年代初期，我曾向各地古旧书店，函购书籍，索阅书目”，其中购买日记，不遗余力。1962年，为买《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四函四十册，还必须由中国作家协会开具证明，“此盖内部掌握之书也”。足见他对日记的兴趣之浓郁。
《秀露集》，是孙犁先生“文革”后复出出版的第二本书。书中文章写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书中有一篇《耕堂读书记（二）》，专门谈日记，可详见孙犁先生对日记这一文体的种种见解。谈及日记体的历史，他言简意赅地说：
日记这一形式，古已有之，然保存至今者寥寥，每种篇幅，亦甚单薄。至晚清，始有大部头日记，最煊赫者为《越缦堂日记》。
谈及大人物和小人物的日记，他比较了曾国藩的《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和曾氏的幕僚赵烈文的《能静居士日记》，指出曾氏名重，日记却“无甚可观”。然赵烈文的日记“攻破南京时在场，所记甚为详细真实，是日记中的佳品”。他进一步指出：
小人物的日记，比起大人物的日记，可看的东西就多了。这是因为小人物忌讳较少，也想存些史实，传名后世。
当然，这里说赵烈文是小人物，是对比曾国藩这样的大人物而言的。对大人物的日记，孙犁先生针对翁同龢的《翁文恭公日记》，进一步指出：
（这位两朝帝师，身居高位的大人物）又值国家动乱多变之秋，他的日记部头又如此之庞大，我买来时，是抱有很大希望的，而且逐年逐日读下去，乃至终卷，失望得很。
因为这部皇皇四十卷的日记，所记的不过是买字帖买字画替皇帝跑腿办事等琐碎之事，“对于政局的矛盾、困难，他自己的遭逢感受，也不记载”。孙犁先生指出：
从如此大人物的日记里，看不出时代的、政治的波浪起伏。
最后，孙犁先生幽默一笔，说翁同龢的“行书小字，写得实在漂亮，读着空洞无物的日记，欣赏流畅秀美的书法，也算是收之桑榆吧”。
关于学者文人的日记，孙犁先生更多有旁涉。读了叶昌炽的《缘督庐日记钞》，叶是金石家，研究石刻经幢的有名学者。在这部两函十六册的日记里，一半篇幅记的是购买经幢、考订经幢的专业研究，“但内容也是叫我失望的”。
对于清末李慈铭和王闿运两大文人的日记，孙犁先生读后，也是失望的。在论及王闿运的《湘绮楼日记》时，他说：“其内容以读书记为最有价值。”其余“所记多为闾巷之事，饾饤之学，治学亦不如越缦堂之有统系”。最后，他指出，王闿运“为晚清诗文大作家，并经历过同、光以来国家政治变动，然从他的日记，实难看到重要史实”。同时他指出其日记“涂抹太多，阅读不便”。所谓涂抹，其实是事后的涂改与掩饰，涂改于现实，掩饰于内心。从这两位清末大文人的日记看，和曾国藩、翁同龢的日记一样，文人和官人在日记的书写方面，所见略同，所记相近，既不从实，亦难从心。
可以看出，孙犁先生读日记，更看重日记中所记载的时代变迁，尤其是政治动荡变革的真实信息。这样的阅读心理与期待，当然和孙犁先生自己刚刚经历了动荡的历史变革期密切相关；也可以看出孙犁先生不是那种退避隐身的文人，而是关心世事直面人生的作家。所以，在这篇读书记中，他独对《林则徐日记》有所赞赏，言其“文字简洁，记事真切，尚有可观”。
那么，不仅大人物，即便文人学者的日记，为什么都会出现回避现实、对变革时代的记录寥寥的如此状况呢？孙犁先生对此也作出了简短的剖析：
日记，按道理讲，最能保存时代生活真貌，及作者真实情感。然泛览古人日记，实与此道相违。这是因为，人们虽然都知道日记对历史人生，有其特殊功能；但是，人们也都知道，这种文字，以其是直接的记录，亲身的记载，带着个人感情，亦最易招惹是非，成为灾祸根源。古今抄家，最注意者即为日记与书信。
这话说得真是一针见血，古今概莫能外，让人记日记时已经寒蝉在心，下笔自然先径自或迂回或规避或省略或索性滴水不沾了，更有甚者，便仅仅成为琐事备忘录、日子的流水账而已。所以，孙犁先生说：
记事者一怕触犯朝廷，二怕得罪私人。古人谈日记之戒，甚至说“无事只记阴晴风雨”。如果是这样，日记只能成为气象记录。
孙犁先生还特别指出文人书生的日记特点：
凡是书生，当政治处于新旧交替转折之时，容易向往新者。而本身脆弱，当旧势力抬头，则易于馁败，陷于矛盾。古今如此。
这里的“书生”，便是鲁迅先生当年曾经讽刺过的，在时局动荡中的“翻跟头”者，可谓“古今如此”，一脉相承，并无代沟。
孙犁先生在这里所说的“新者”和“旧势力”，颇值得思索玩味。这话说得既有他当时切身的感慨，又有未尽之意的弦外之音，因为趋时跟风追新者，有些文人的鼻子最灵，易显媚态；而面对旧势力抬头时，又骨头易软，易显跪态；自古至今，如此者，不乏其人，如果文字留在日记中，最见其魂其态。
（摘自8月6日《天津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