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家福，冰心怀抱着吴青

　　1923年，排演《青鸟》，右为冰心

　　燕京大学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是当时的司徒雷登校长提出来的，对我的妈妈冰心的一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她觉得为他人、为社会提供服务是她的责任、担当；付出了服务，她感到极大的快乐和幸福。

　　母亲在燕大女校

　　1920年的北方，数百年未有的大旱降临到了北方五省，把1555万灾民推进饥饿和死亡的深渊。燕京大学的学生得知后，马上行动起来募捐。当年十月上旬，燕京大学女校青年会理事部决定，和男校青年会携手同行，组织一个文艺募捐会，演剧救灾。妈妈被选为女校新剧委办主任。

　　女校新剧委办决定演《青鸟》。妈妈立即把六幕梦幻剧译成汉语。她请陈克俊演主角，自己担任一个小角色，花了许多时间排练，当年11月27日在北京米市大街青年会公演。演出非常成功，得到新闻媒体广泛传播，首场演出为灾民募集了1200多元，在当年是一笔大数目。

　　燕大女校学生听说，许多灾民的女孩子被卖到上海、天津等地，她们认为这是不人道、违反人权的行为。她们决定在北平城以外受灾严重的地方设立一个“幼女赈济所”。经过这次赈灾，燕京大学女校学生们认为，“要完全救一个人，不但要救她/他的肉体，还要救她/他的灵魂，帮助他们的道德，还要增进知识。”于是她们派专人教灾区幼女做各种手工，还教她们读书识字。

　　燕大女校的学生还创办了“半日学校”，招收失学的贫民子弟，妈妈担任国文课老师。接着燕大女校又准备创办一所“注音字母学校”，招收成年不识字的妇女，妈妈又被派当校长。注音字母学校的授课效果很好，1920年毕业的一班学生从直属山西教育会领来了文凭。这批毕业生后来大都成了北方各注音字母学校的老师。

　　妈妈看到自己常年的辛勤劳动换来了丰硕成果，由衷地感到高兴和快乐。

　　在云南义务教学

　　我父亲吴文藻于1929年任燕京大学教授，1933年担任燕大社会学系主任。1936年爸爸获得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科研基金，可以出国考察一年。这一年爸爸妈妈先去了美国，代表燕京大学参加祝贺哈佛大学成立三百周年的庆祝活动，后去了欧洲许多国家，走访了许多国际上有名的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大师们。

　　他们在1936年6月底回到了北平，7月7日就爆发了卢沟桥事变。1938年暑假我快8个月时，我们一家人来到了云南昆明的呈贡县。

　　搬到呈贡不久，呈贡简易师范学校的校长为了提高学校声誉，特意聘请妈妈担任学校老师，但是由于学校经费紧张，工资待遇很低。对此妈妈完全理解，她说，“我到学校义务教课，不要任何报酬。”妈妈想到的是责任，是服务。当时的呈贡简易师范学校只招男生，不招女生，妈妈说北平的学校早已经开禁了。这样呈贡简易师范学校才第一次招收了女生。妈妈还为这所学校写了校歌歌词。

　　在日本倡导自办小学

　　服务精神一直和妈妈同在。1945年日本投降，战胜国中美英苏四个国家决定在日本东京成立盟国委员会，每个国家派代表团参加，商量如何治理战败后的日本。

　　1946年，爸爸应清华同学朱世明邀请，决定到日本的中华民国驻日代表团政治组任组长，且出席每周三的盟国委员会会议。爸爸妈妈不知道这次会在日本待多久，决定送哥哥吴平和姐姐吴冰到北平跟大舅母杨建华住。我还不满九岁，他们决定带我去东京。

　　1946年11月9日，爸爸妈妈带我从上海坐飞机去了东京。进入1947年，妈妈发现中国驻日代表团有十多个孩子和我一样在家，没有学上，家长和孩子都很苦恼，妈妈建议代表团自办一所小学。1947年，在妈妈的倡导下，代表团成员和家属办起了中国代表团自己的小学，解决了有孩子父母的一大难题和心事。代表团成员和家属的关系也因此更加亲密，相互尊重、关心和帮助。

　　我姐姐吴冰在北京念中学期间得了肺病，1947年春天，爸爸妈妈的朋友去美国，在东京转机时把姐姐带到了日本。姐姐在美军医院治疗、养病，到1949年春基本痊愈，进了使用英语的“国际圣心女子中学”。妈妈在东京大学讲授“中国新文学”，成为该校聘请的第一位外籍女讲师。

　　1951年8月下旬，爸爸妈妈带我和姐姐回到国内。

　　妈妈把《宪法》送给我

　　妈妈在1952年被分配到作家协会；爸爸1953年分配到中央民族学院教书。

　　1987年，宋庆龄基金会设立了“宋庆龄儿童文学奖”，妈妈在这年6月捐款一万元支持“宋庆龄文学奖”的工作。

　　20世纪90年代，团中央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建立了我国第一个“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儿童基金”，妈妈立即向“希望工程”捐款，连续三年资助辍学孩子。

　　1995年妈妈95岁生日的时候，《冰心全集》出版了，她把9万多稿费捐给了《农家女》杂志。到1998年创建“昌平农家女实用技能培训学校”的时候，这笔存在银行的钱增加到了10万元，都用在这所学校。

　　1998年妈妈荣获了日本“内藤寿七朗育儿奖”，有奖牌、奖状和奖金。妈妈把奖金捐给四川乐山妇联，作为贷款资助师范学校女学生。

　　1984年北外选举海淀区人民代表，当时的许多师生员工都问我想不想当人民代表，因为我是1957年考入北外，做学生和老师的时候，都积极地为大家做各种事情。大家觉得我对人真诚，希望我做人民代表。我当人民代表的权利是选民给予我的，因此我在行使代表的权利时一定要让选民们满意。而且我不仅用宪法条例，还要宣传法治的重要。

　　我一当选为人民代表，妈妈就把她当全国人民代表的1954年宪法送给我，让我好好当人民代表，说真话，办实事。

　　1987年起，我连续四届被选为北京市人民代表。这样的经历让我更进一步感受到“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这个观念的重要意义。　　   （摘自《上海文学》202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