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湖南因长期表现出顽强的抵抗力，被西方人视为“一扇长期紧闭的门”“坚不可摧的耶利哥”。20世纪初，随着岳州、长沙先后开埠，外国人开始大量进入湖南，对湖南的认识也更为全面和深化。其中，英国人夏立士（Alfred Herschell Harris）的近代湖南观颇具代表性。

　　夏立士1883年进入中国海关，此后供职于多地海关，工作长达40年，还曾担任过直隶总督李鸿章的翻译和海关系统汉语考试主考官。1903年，时任岳州税务司的夏立士受湖南巡抚赵尔巽举荐，参与勘定长沙开埠地址，并拟定了《长沙通商租界章程》等系列约章，成为长沙关首任税务司。1907年，中国决定出版一部“介绍中国各省的地理、历史和传教的著作”，夏立士被选为撰写湘省报告的“专家”。

　　在夏立士看来，湘省自然资源丰富，“蓄藏甚厚，几于无处不有”。产粮方面，湖南“谷米甚富，洞庭湖沿岸地区土地肥沃，是全省的粮仓。其次是湘江流域，湘潭地区产粮量少但质高”。经济作物方面，湖南“多山且树木繁茂，盛产松树、橡木、雪松、樟树、柏树等树种，其中松木的贸易额最大”。岳州产名茶，君山银针和北港毛尖“声名远播”。夏布“以浏阳产为最著名”，益阳则盛产土纸。矿产资源方面，夏立士估计，“湖南的煤炭储量比欧洲的更高。”衡州和宝庆也是“优质钢铁的供应地”。此外，湖南的硫黄、锡、铜和银“脉藏丰厚”，平江和辰州一带则“已经发现了黄金和镍”。夏立士还详细考察了湘江、资江和沅江三条主河道的水运价值，认为“大多数城镇都水路通达”，货物流通极为便利。

　　夏立士对湖南的重要城镇印象极佳，来到省城长沙，更是不吝赞美之辞。长沙城内“地方宽广，街衢清洁。官衙巨室，名庙专祠，杰构崇宏，美轮美奂”。省城的店铺“无论大小，专事铺张，尚形工整”。市场上“五光十色，层出不穷，即罐头、水果、洋酒、面包、番菜等物无不美备，欲购极为便利”。还有一些较大的门面，“专售外洋纸张笔墨，各项仪器，书籍图画，生意甚为闹热”。

　　同时，夏立士也指出了阻碍湖南经贸发展的相关弊病。其一是厘捐过重。其二是币制混乱。其三是未得办矿之法。“查湖南全省，久著矿产美富之名，而尚鲜办矿之实。据闻开者亦有多处，惜见识浅陋，俱用土工，以致或作或辍，耗费颇多。”不过，省宪日益重视兴办矿务。“月前有矿务大臣聘请英国著名矿师布君到省内游历中南等路，查勘矿苗。此外亦有日本矿师几位巡阅各处。”

　　湖南在近代的迅速崛起令海内外瞩目，夏立士对此亦多有关注。他认为“湖南如今在中国和西方世界眼中树立起的强霸地位，其源头可以追溯至太平天国时期”。太平军历时八十天围攻长沙而“卒未得手”，以及湘军镇压太平天国的胜利，使得“湘省名望久已炫耀人世”，“湘军名望冠诸省”。夏立士指出，湘运兴起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湘军领袖和重要将领成为清政府维系统治的重要支柱和中坚力量。“甚至一段时期里七位总督中有六位是湖南人。”其二，湖南人强悍尚武，“三湘子弟愿隶兵籍者十有八九”。其三，湖南士绅的地位获得提升，并聚敛了大量财富。“照当地的说法，总督的权力与绅士的权力相比是四比六”，政策的推行“端赖各僚属及大绅巨室相辅而行”。日俄战争期间，长沙出口土货量大减，“而于进口洋货则无甚妨碍”。湘省室家之富，“于此已可略见一斑”。

　　湖南崛起后，士绅的排外反教斗争尤为激烈。湖南正式对外国人开放远迟于周围省份。可是，湖湘的士风民气却在戊戌时期为之一新，迅速走向维新开放之路。夏立士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变化。他对谭嗣同、陈宝箴等变法先驱深表敬佩，称政变“让所有心存良知的中国人感到悲痛”；同时指出“改革先驱并没有白白地牺牲。历史证明他们的理想是正确的，此后颁行的法令和开展的运动正是1898年已经批准的或将要考虑的”。

　　进入20世纪，湘省官绅力图革新之风更是深受夏立士好评。他对湘抚赵尔巽尤为赞赏，称赵“整饬纪纲，如吏治、如学堂、如矿务圜法等节，定章程，讲办法，朝乾夕惕，莫敢或遑”。夏立士与各阶层的交往也是“愉快的”，士绅的态度是“最友好的”。湖南兴办新学的出色成绩亦可圈可点，“湘省青年子弟，大有维新气象”。

　　夏立士相信，“湖南人聪明、富有男子汉特立独行的气概，一定会使他们在如今锐意改革的中国显示出领袖风范。”

　　在介绍各国在湘贸易情形时，夏立士则将日本视为竞争对手，敦促英国抢占商机：

　　访闻日本大阪轮船公司业经延精明商务之人，在长沙坐探一切，以便其特造之浅水小轮于明春行驶湘汉一带。窥厥命意，殆知此路贸易大有可观。若弗及早争着先鞭，诚恐将来而望尘莫及。　　  （摘自《书屋》2025年第1期 吴文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