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许多前来为孩子做教育咨询的家长，Jenny常常会说一句比较残酷的话：“你现在能坐在这个位置并不是你比别人更优秀，只是你早生了20年。”

　　Jenny是上海的一名教育规划师，她的客户以中产以上群体为主，有本地人，也有许多新上海人，后者的故事总有相似的脉络——早年通过读书改变命运，实现阶层跃迁，于是，当他们将目光投向下一代时，也难免带有同样的期待。Jenny总会戳破他们在教育孩子方面的“路径依赖”，让他们改变固有的鸡娃思路。

　　2024年，Jenny从公立学校辞职，加入一个成立多年的教育自媒体，成了一名教育规划师。具体而言，包括学科规划、升学规划、职业生涯规划等方面，目的是为父母和孩子提供更个性化的教育指导。

　　但她坦言，严格意义上“教育规划师”这个行业并不存在，是家长的迷茫和焦虑催生了这个赛道。Jenny的优势在于多年来在体制内积攒的教育经验和专业的教育信息。仅仅一年多时间，她的12人小团队已经对接了超过600个家庭，有的来访者付费甚至高达1小时5000元。这些家长之所以愿意为此付费，是因为在当下环境中，鸡娃的性价比已经太低，拼家长认知、人脉和信息的时代来了。

　　学生考完试放寒假，又有一大批焦虑的家长找了过来。小升初以及初中阶段，是家长焦虑集中爆发时期。因为初中之后意味着有不同的分流。Jenny说，“孩子越小的时候，家长越幻想自己的孩子都是清华北大的。读了小学、初中后，家长逐渐清醒，开始着急。”

　　在上海，几大顶尖民办学校的掐尖考试，俗称“神秘考”，渠道不公开，考试机会拼的是家长的消息灵通度。究竟该如何选择学校？去公办还是民办？要不要走什么考试途径？要不要去某个补习班、兴趣班？此外，现在还有各种掐尖贯通班选拔（由初中高中大学强强联合选拔），孩子有机会吗？在教育的道路上，家长往往有各种焦虑和困惑。

　　Jenny的团队成员几乎都是上海的教育从业者，很大部分仍在学校任职，把教育规划当成一份副业在做。因此他们认为自己的优势是基于对上海本土学校和教育政策的了解，再对接孩子自身的特征、家庭情况等匹配最合适的选择。这类匹配，甚至细致到评估“小朋友或者家长和校长的观念合不合适”。

　　一般来说，Jenny的客户都是中产，年收入在100万-300万元，每年在小朋友的教育上付出15-50万元。“曾经阶级跃迁的道路走不通，越是中产的有一定文化的人，找内卷之外的其他解法的意愿更强。”

　　2024年9月份，Jenny接了一个案子。这个家庭的父母在近郊有一栋别墅，家庭原本收入很高，给孩子定制的是国际学校路线。学校光一年的学费就差不多要16万。但这几年公司经营越来越差，甚至到了欠债的地步。父母“断供”了，这个孩子就真的成了“烂尾娃”。于是Jenny要帮孩子重新定制路线。

　　这是许多中产家庭中比较典型的案例。Jenny说，现在面临经济环境变化，中产家长在教育投入上也比以前更加谨慎，一方面是中产家庭经济增长预期不那么乐观，另一方面是教育投入产出比也越来越低。

　　来自广东的大莹（见图）也是一名教育规划师，她博士毕业于香港大学医学院，在经历短暂科研工作后转行。大莹擅长帮助成绩不理想的孩子寻找替代路径，她经常出入东南亚以及欧美国家考察教育。

　　大莹之前在香港工作多年，客户主要是富有阶层。对于这段经历，她的感触是，“教育规划还是集中在某些高净值家庭手里”，她发现有的家庭三岁就开始做职业认知，通过绘本、游戏让孩子发现自己的初步兴趣，到了初中就会有更正式的职业探索。现在，她在咨询的时候也引进了一套完整的生涯测试，包含了对孩子个性、兴趣、家庭经济的考察，最后会得出一个报告，而教育规划师则在这个基础上做分析。

　　此前，大莹原本主要帮助高净值家庭解决教育问题，但最焦虑的一个群体——中产家庭反而变成了她现在的主要客户。

　　在长期接触家长的过程中，大莹感觉到中国家长为了孩子、为了孩子的教育付出太多了，有背井离乡的，也有中断自己的事业陪读的。随着形势的变化，这几年家长们给她的整体感觉是，“父母越来越意识到跟着拼命卷不值得，牺牲孩子的健康不值得”。

　　大莹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趋势。她会反向劝告父母多把精力放到自己身上，搜集更多的信息，提高自己的认知，增强自己的经济实力，创造更好的家庭环境和托底能力。

　　（摘自《新周刊》2025年第5期 刘车仔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