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菁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2025年5月出版
日本工农学校部分学员在延安
1941年5月，日本工农学校在延安正式开学。前线俘虏源源不断被送来此地学习、改造，再返回前线参加反战工作。曾在此学习后留校任教的香川孝志说“工农学校是世界战争史上罕见的友谊金字塔”。
从敌对情绪到反战人士
香川孝志是在1940年8月百团大战中受伤被俘的，时年25岁，是个陆军下士。虽被俘前在日本军队里听说过“八路军不杀敌军的俘虏”，被俘后也受到优待，但起初仍抱着强烈的敌对情绪，一直想着如何逃跑。
被俘后的香川孝志在与八路军战士、沿途村民及日本反战人士接触的一百多天中，思想和感情渐渐发生了变化，他总结原因说：
首要因素是我们所接触的八路军战士非常诚恳和亲切的态度。如果他们用大道理压人，也许我们会反抗的。但他们却一直是在用实际行动感化人，例如：对俘虏偷盐事件的处理；行军中爱惜老百姓的庄稼；尽量设法让我们吃好的，自己却吃粗粮。他们的行动使我们受到了很大教育。
香川孝志对比日军的侵略行径而感慨地说：“仔细想来，日本军队是到别国领土上进行掠夺、为非作歹，中国人民起来反抗这种侵略行径是理所当然的。”其后，他阅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香川孝志在思想与感情上的变化及愿意学习的态度，使其成为赴延安受训的一员。
香川孝志一行约十四五人于1941年6月抵达延安，立即进入日本工农学校学习。据香川孝志回忆，日本工农学校的第一任校长是八路军政治部的王学文，曾就读京都帝国大学经济系，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之一，在校主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实际上的校长是改名林哲的日本共产党人野坂参三。“学校拟定了九条简要的‘日本工农学校总则’。办校的目的主要是对日本士兵进行政治教育。教授的课程有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日本问题、中国话、时事，以及其他根据需要增加的课程。学生学习年限为一年。学校隶属于八路军政治部……”
日本工农学校的学生除了学习，也有文体活动。学校有俱乐部和图书馆，学生们多在休息时间和自由活动时间到俱乐部下围棋、打扑克，有时也去延河河滩打棒球。敌工部附设有敌军工作干部学校，敌工学校的学生和工农学校的学生分别结成“一帮一”的朋友关系。他们“不仅互相教日本话和中国话，还互相学习和了解对方国家的风俗人情、生活方式、人们的思想感情以及对事物的看法等问题”。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对日本工农学校非常重视和关怀，经常去学校作战争现状、发展趋势以及国际形势等报告。
香川孝志经过一年的学习以及与八路军的交往，更自觉坚定地站到反对日本侵略战争的一边，成为一名积极的反战人士。据香川孝志统计，从1937年7月至1944年5月，“被八路军俘虏的日本士兵有二千四百零七名，其中主动投降者为一百一十五人。在这些俘虏中进延安工农学校学习的有三百多人”。
折服美国军事观察组
1944年7月，由驻华美军司令部派遣的美国军事观察组抵延安访问。采访日军俘虏、考察八路军对日军俘虏的教育方法，是一项具体的任务，访问延安日本工农学校遂成为考察的一项内容。
据观察组成员约翰·埃默逊说，当时“美军正为如何管理太平洋战争中的日本俘虏而感到头痛，因而想了解日本工农学校的经验”。“在工农学校门口，我们受到一些俘虏学生的欢迎。他们热情地向我们介绍了学校的组织情况、学习计划和‘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所进行的反战活动。”“工农学校的学生们说，促使他们思想转变的原因是：第一，八路军对俘虏不杀、不虐待；第二，见到已成为八路军的日本人时的心理冲击；第三，八路军给我们优厚待遇；第四，从外部得到消息说，日本有可能要失败并将出现与以前不同的新政府。最后，起决定作用的是工农学校的教育……”。
美国人对日本俘虏意识的改变很是讶异，他们以为没有什么事情要比改变日本兵士的意识更困难的了。野坂参三在接受美国人的访问时表示，“虽然常常要花上几个月，在有些棘手的情形中甚至要花去一年或者更多的时间。我自认我自己亦感到惊奇，因为使感化工作获得成功比我本来所预计的要容易得多”，他对工农学校改造俘虏的成功如是解释：
他们生活和工作在这个他们以前从来不知道的一种自由的气氛里。八路军并不把他们当作俘虏。他们仅是军事学生而且和中国的军事学生有着同样的自由，穿着同样的制服。
他们在学校里和转变过来的人们在一起，那些人曾和八路军在前线共同作战过，现在为了要提高他们自己的资格而在这里念书。那些先进学生的真正反法西斯主义的热忱对于新来者是一种最有力的影响。
访问延安的美军观察组成员除与时在工农学校任教的日本共产党员交流外，也多次直接与工农学校的几十个学生作了访谈，“他们对于我的问题的回答使我有了个印象，他们并不是机械地把他们的日本帝国主义改成了循着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路线的马克思的唯物论，而是以他们的新意识，学会了自然地合乎逻辑地去思考”。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的成就、中国共产党教育改造俘虏的成功令美国人感到折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