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军·
作为民国著名外交家，顾维钧（见图）在巴黎和会、联合国建立等重大历史事件中发挥的作用广为人知，但他在民国初年中俄交涉中的表现较少受到关注。
冷静务实、据理力争
顾维钧初涉中俄交涉是在民国初创不久。1912年11月8日，俄国驻华公使库朋斯齐向中国外交总长梁如浩提交照会，要求中国“承认外蒙古自治、撤退外蒙古的中国驻军、撤销向外蒙古移民条例”，并威胁称如中国拒绝，俄国将在外蒙古采取单独行动。梁异常气愤，找来时任外交部秘书的顾维钧，指责俄“二十世纪竟还有这样明目张胆的恫吓敲诈行为”。顾维钧劝慰道：
我们是个弱国，处理外交事务确实困难，唯一的办法是坚持维护国家利益，谈判中在原则问题上不屈服。
然而梁还是当天下午就递交了辞呈，挂冠而去。就中国方面而言，顾维钧对中俄国力对比有着清醒的判断，而对外交涉的原则也是他一贯的风格——冷静务实、据理力争。
此后十年，顾维钧忙于其他事务，再次处理对俄交涉时已经是1922年了。此时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急于打开对华外交大门，于是派遣越飞赴华活动。是年8月，刚刚出任外长的顾维钧与越飞会谈。越飞建议中国正式宣布废除与其他西方国家缔结的条约，但他同时否认了1919和1920年苏俄对华宣言中所提出的“废除沙俄与中国缔结的不平等条约”的承诺。顾维钧在强调“中国的目的首先是要废除不平等条约，并在平等互惠和相互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的基础上与所有国家建立新的外交关系”的同时，向越飞解释，他所提议的方法尚需慎重考虑。越飞对顾维钧的答复大失所望。
越飞一面指责西方国家的意图，一面要挟要南下与孙中山商谈苏俄的建议。不久后《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发表，苏俄与孙中山建立了联盟关系。
多轮会谈
孙越宣言的发表，使北京政府担心苏联会弃北联南，一改拖延态度，转而谋求改善两国关系。1923年任命王正廷为中俄交涉事宜督办。同年9月，苏联特命全权代表加拉罕来华。
王正廷与加拉罕从9月3日至11月30日的八轮会谈，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1924年2月19日，王、加复会并加快了谈判进程。顾维钧在回忆录里称，3月里一天（应为3月14日）的清晨，顾指派参与王正廷谈判小组的外交部外政司第一科科长赵泉到其住处禀告，王、加两人刚刚在加拉罕的下榻处、原俄国大使馆签署了一个协议草案，并称谈判在前一天傍晚就开始，由苏方设晚宴招待王正廷，饭后继续进行谈判，直至次日黎明前两国代表在协议草案上签字方宣告结束。顾维钧立即给王正廷打电话索要协议文本，并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不先把草案呈交政府审议批准就签署协议是他的失职行为。在仔细审阅草案后，顾维钧“大失所望，极不满意”，他认为协议中有若干条款是绝不应该接受的：一是协议虽规定废除沙俄同中国签署的以及同其他列强签署的有关中国的一切条约，但苏俄同所谓的“独立外蒙古”签署的条约和协议没有提到。这等于是默认了苏俄与外蒙古的条约。二是虽然双方代表对苏联从外蒙古撤军问题进行了讨论，但协议草案中的有关条款规定，一旦中国同意撤军条件，苏联军队将立即撤离。三是协议草案的第三条声称在中国的属于东正教会的所有地产都必须移交苏联政府。
之后，北京政府内阁会议要求王正廷与加拉罕再行磋商。但加拉罕以草案已经签署为由加以拒绝，并照会北京政府，限三天批准协定，这等于向中方下了最后通牒。3月20日，北京政府下令免除王正廷的职务，责成外交部接手对苏交涉。
一桩离奇事件
中苏交涉的波折导致“王与顾分裂，府与院分裂，疆吏与政府分裂”，也在中国社会引起轩然大波。加拉罕则借助俄华通讯社、晨报等媒体制造舆论，指责北京政府的对外政策“以列强之政策是从”。但加拉罕“在中国报界所进行的那些蓄意安排的宣传和鼓动”并未动摇顾维钧的决心，加拉罕遂改变了他的战略，转而采取了和解和谈判的方针。
期间，还发生了一桩离奇事件。在王、加协议签署后大约一周到十天左右，顾维钧府邸收到一个据称内装古董的邮包。顾维钧觉得可疑，便叫家中的管事小心将其拿走。管事将该物携出后几秒钟，就传来骇人的爆炸声，并导致两名佣人受伤。北京警察厅抓获了两名涉案的北京大学学生，他们供认是在一些高级人员的唆使下订购、监制了炸弹，但不肯供出主谋。而顾维钧认为，此事极有可能是“加拉罕使团中的一些成员插手干的”。
在接手对苏交涉后，顾维钧并未仓促要求加拉罕直接重启谈判，而是通过双方秘书先行接触。从5月22日起，顾维钧与外交部参事朱翔鹤白天闭门商量对策，晚上由朱秘密到苏联代表处谈判。经过二十次谈判，加拉罕对北京政府坚持的几点做出让步。5月31日，顾维钧与加拉罕共同签署了《中苏协定》（包括《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和《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等文件）。顾维钧对这轮交涉的结果显然非常满意，他在回忆录中说：
由于外交部做了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就政府认为意义十分重大的主要问题达成协议，取得了胜利。签字后，加拉罕先生与我握手，显然是对结果感到满意。因此，我们个人之间的友谊得到了保证，外交关系也正式建立了。 （摘自《读书》202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