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功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5年7月出版

　　右起第五个是我

　　我在井下被矿车撞折了腰，女友闻讯第三天就赶到了医院。她是从插队的知青点赶回来的。那时她是我的女友，后来成了我终身的伴侣。她是由洪胜陪着，和她妈妈一起来到医院的。恰巧，我爸妈也在病房里，就这样，就不能不把女友和她妈妈介绍给我爸妈了。没想到，儿子居然有了女朋友，而且未来的亲家也见了面。我爸妈的感觉是意外而惊喜，女友的妈妈当然也很高兴，但她并不意外，因为我早已到过他们家了。

　　“得意门生”

　　1968年8月进矿的时候，上山下乡运动还没开始。冬天，我从矿上回北京城里轮休，女友即将去插队，第一次到火车站接我，等在火车站外面一个偏僻的地方。那是个多雪的冬天，天黑得早，来自木城涧的列车，一般是天黑了才抵达西直门。夜色中的西直门，如山一样成为黑森森的背景墙，满地的白雪，在月色下莹莹泛光。人迹稀少，枯柳下裹着棉大衣，蹬着厚棉鞋，戴着大口罩，静立在雪地上的她，让我深深地感动。有一次，我和她说起“十二月党人”之妻的故事，我说她站在那里，就跟站在西伯利亚的雪地上一样。恋爱季节，幸福的恋爱个个相似，即便知之不多，也要抓个蹩脚的类比，使自己觉得我们的爱情崇高而神圣。

　　她比我低一届。我是从他们班的大字报里知道她名字的。大字报的矛头，直指教他们班语文的朱老师。朱老师的诸多“罪状”，一看就是东拼西凑的。其中的一条，就是偏爱“得意门生”某某。那同学姓宿，在人大附小时和我一个班，那时她比我高出半个头，老爱追着我满操场跑，捉住后捏我的鼻子，连喊“真好玩儿真好玩儿”。那个时代的女同学，很少见这么疯的。初中升入人大附中后，我就知道这朱老师和宿同学的关系了，且都传朱老师的课讲得非常棒。至于她是北大著名历史教授宿白先生的夫人，我很晚才知道。

　　因为这张大字报，我记住了那“得意门生”的名字。一年多以后，我们都成了人大附中“井冈山兵团”的成员。认识之后，一次听她说起“探春理家”，一次听她讲起“胡笳十八拍”，便想，难怪朱老师喜欢她。

　　恋爱时节的简单与粗糙

　　即使我到了煤矿，她到了农村，我们来往的通信里，也是既不谈情，也不说爱。我的信，多半是报平安，然后是大篇幅的读后感。

　　那种恋爱的单纯会使半个世纪之后的中国青年匪夷所思——我们既没有“房子车子”的概念，也没有钻戒首饰的期许。甚至没想过，一个在京西，一个在外地，将来如何是好？回忆起来，不能不赞叹北京女子的大气——难得几次回到北京城相聚，仅有的几次在外用餐，既没有烛光摇曳，也没有精美的菜肴，她从来不要这些。只是因为到了“饭点儿”，随便找个铺子吃碗馄饨而已。我记得，每次都是我听见服务员喊号儿，起身到窗口去端馄饨，而她，已经把两双筷子两个汤匙用自己的手绢擦好，摆在各自的碟子里，等我端回馄饨落座。那时的我，心里当然闪过一丝温馨。或许这就是那个时代仅存的秘密？随后，便是很多同龄人都经历过的一幕了：我们各自匆匆吃完了那碗馄饨，赶紧起身，因为三两位“接班人”已站在身后，期待我们早点儿把座位腾出来。

　　恋爱时节最奢侈的，也就是这样的事了。那时我不是没钱呀，也不是不知道时髦的餐厅，甚至也没少了回城后和窑哥们儿一起吃鸿宾楼、同和居。直到年逾古稀时，我还羞愧于自己恋爱时节的简单与粗糙。

　　当我躺在矿务局医院骨科的病床上，用高建国为我特制的书写架，给她写信告知我工伤的消息时，心里便升起了某种庆幸——我终于找到了两人重逢的缘由。接着就是她赶回北京，领着她妈妈和我的父母在病房里的巧遇。

　　她在那几个月里，频繁往来于城里和门头沟之间，今儿买来了我最爱吃的东安仔鸡，明儿送来了砂锅白肉。当然是我“支使”她，说买东安仔鸡，得到曲园酒楼，买砂锅白肉，得到砂锅居。这些，都是我和江宁、洪胜、王大溪回北京下馆子时积累的经验。支使她时，心里还真有点儿惭愧，我居然只请她吃过几回馄饨。

　　吴桥人老丁

　　住院一周以后，我腰部和腿部的剧痛渐渐消失。又一周，左腿，渐渐放缓了萎缩。

　　同病房陪床的老丁，是一个热气腾腾的吴桥人。他叔一条腿打着石膏，又粗又直一根筒子，白刷刷的挺吓人。他没事儿就举着他叔那条没伤的大腿，又掰又推，闹得护士们看得眼晕，老过来禁止他：“老丁你可别掰他啦，回头把这条也掰折了！您别跟这儿练杂技成不？”老丁便有些沮丧。

　　只要有人跟他提吴桥，提杂技，他就技痒难熬似的。终于有一天，问我：“您这腿有感觉不？”他说我帮您按摩按摩试试？我不动您的腰，我只按腿。不待我应承，他撸起我的裤管就按了起来。我抬他：“天桥儿混过的，练家子呢！”

　　就因为这句话，老丁认定我是铁磁的小兄弟。80年代以后我写的作品里，关于天桥，关于艺人，关于“大兵黄”“大狗熊”“云里飞”……净是从老丁那话篓子里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