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与中国少年盛国华结下跨越国界的“母子情缘”。她在书中将他称作“中国儿子”。

　　一张弥足珍贵的老照片

　　走进湖北省大悟县新四军第五师纪念馆，一张挂在玻璃柜里的泛黄照片首先映入眼帘。照片上，一群十四五岁的中国少年站在镜头前，脸上洋溢着喜悦和自信。唯独站在前排中间的一名男孩微微低着头，有些羞涩（见图）。

　　今年6月30日，北京新四军研究会70岁的会员宋申光将珍藏的这张老照片捐赠给大悟县。他母亲吴道英是照片中的少年之一。吴道英于2023年去世，生前常常讲起那段历史。

　　美国著名作家、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于1928年底抵达中国，在中国生活和报道十多年。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史沫特莱于1940年1月来到湖北京山八字门对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进行采访。

　　吴道英所在的纵队儿童剧团在欢迎大会上表演节目。演出结束后，史沫特莱要为大家拍照。当孩子们都准备好之后，史沫特莱突然扭过头去，喊身后一名穿着破烂、蓬头垢面的小男孩来合影，但男孩只是摇摇头。史沫特莱见状，一把将男孩拉过来，塞进队伍中间。

　　这名男孩是纵队刚给史沫特莱安排的勤务员，名叫盛国华，就是照片中低着头的男孩。以后的日子里，盛国华跟随史沫特莱转战各个战场，为她的生活和工作提供服务保障，得到史沫特莱高度认可。

　　一段患难与共的革命旅程

　　当时，与史沫特莱同行的还有一位女性——《渔光曲》和《卖报歌》的作者安娥。为了让两人很快适应部队生活，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司令员李先念特意给她们安排了两名勤务员。

　　说是勤务员，其实都是十来岁的孩子，年龄更小的叫盛国华。吴道英在回忆录里写道，别看两人年龄小，但干工作却井井有条：打扫房间、收拾被褥，天寒地冻，他们会提前烧柴生火，让小屋暖烘烘的。

　　这让身处异国他乡的史沫特莱感到亲人般的温暖。她非常喜欢这两个孩子，尤其是盛国华，她喜欢亲切地称他为“小国华”，没事的时候，就教他读书写字，讲世界大事。安娥后来在其日记体访问记《五月榴花照眼明》中写道：眼见两个小鬼衣衫褴褛的样子，她和史沫特莱心生怜悯，在屋里生了一盆炭火，烧开了水，给两个孩子洗澡，再把他们穿的棉衣悬在火盆上烘烤，虱子纷纷落在火盆里吱吱作响。

　　史沫特莱和安娥准备去洪湖游击区采访。考虑到行程遥远，在敌后一路带着小国华也比较危险，史沫特莱准备向他告别。盛国华听后，冲进司令员李先念的房间，说要跟着史沫特莱一行上前线。李先念见盛国华如此坚持，就破例批准了他的请求。盛国华与史沫特莱一行出发后的第三天，就突遇一群日本兵。为掩护史沫特莱，小国华端着枪，趴在树林中，一动不动地观察敌情。不过，史沫特莱已被马夫安全转移。找不到他们，盛国华又急又怕，在树林里狂奔寻找，手和脸都被划破。

　　行军途中，金发碧眼的史沫特莱让人很是惊奇。《五月榴花照眼明》中写道，傍晚途经一个村庄时，不少人团团围住她们上下打量，议论着“她有双猫眼”。盛国华拦在史沫特莱跟前，大声地说：“她是一名妇女，是我们的美国朋友。她还给伤兵换绷带、洗血衣、喂水喂饭。”他还说：“她是我的爸爸，又是我的妈妈！如果你们哪个病了，她会给你们治。”

　　一场跨越山海的母子情

　　在即将离开之际，史沫特莱想认盛国华做干儿子的念头越发强烈。她找到李先念，当面说想收养小国华。李先念笑了笑，问道：“为什么想收养国华？”

　　李先念听了史沫特莱的想法后，略作思索后答复道：“好，只要这孩子自己同意的话，你想领养他是可以的。”史沫特莱兴冲冲地找到盛国华说，她想收养他，先送他到重庆的儿童学校读书，将来去美国……

　　盛国华听后，过了很久才开口，问了重庆那所学校的情况。史沫特莱“趁热打铁”地说，部队需要教员，你可以回来把学到的知识再教给其他人。盛国华这才有些心动，说：“请允许我和我的战友商量一下。”

　　第二天一大早，盛国华来找史沫特莱，眼圈红红的，很为难地说：“我想所有的战士都必须留在前线，等我们赶走了敌人，取得最后胜利，你再来收养我吧。”史沫特莱怔在那儿，盯着小国华，半晌叹了口气。

　　史沫特莱坐上小船离开。盛国华和另外两个孩子正蹲在岸边洗衣服。看见远去的船只，盛国华连忙站起来，向着史沫特莱大喊着挥手告别，然后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而这一别，却是两人的永别。

　　回到美国后，史沫特莱写成《中国的战歌》一书，引发西方民众对中国革命和抗战的关注与支持。其中，第九章《再访游击区（1940）》中，以“我的中国儿子”为题，详细记录了她与盛国华之间的深厚感情。

　　抗战胜利后，史沫特莱迫不及待地来到中国，寻找“儿子”。可是，在她走后的一次战斗中，年轻的盛国华不幸中弹，光荣牺牲。史沫特莱带着遗憾离开了。1950年5月6日，史沫特莱因胃溃疡手术不治在英国逝世，终年58岁。她终身未育，却将“中国儿子”写进自传。　　　　 

　　（摘自9月11日《参考消息》 徐海波 田中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