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冕摄于20世纪80年代

　　作者与谢冕

　　带爸爸去见周恩来

　　爸爸有一位结交半个世纪的老朋友，从香港时起，直到走到生命的尽头，那就是夏衍伯伯。爸妈一直称他夏公。夏衍是我们的老前辈，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左翼文化运动的创始人和著名的戏剧作家和翻译家，他多才多艺，在电影戏剧和外交等许多领域都有建树。伯伯一生经历了近百年中国社会变迁， 他历尽坎坷而不改追求。

　　太平洋战争之前，爸爸到达香港时，夏衍正在香港，不久他们就相识成为好友。爸爸与夏衍的许多想法是相通的。爸爸曾对夏衍说，性格即命运。过去我没有深想，现在想来，这句话颇有几分哲理。

　　太平洋战争打响，香港沦陷，夏衍从香港回到了重庆。不久，爸爸从曲江也到达了这里。夏伯伯带他到曾家岩50号去见周恩来同志，爸爸回忆说，那一定是提前就安排好的。可以说，夏衍是爸爸的引路人。

　　在《新华日报》社，爸爸与夏衍成为同事（夏衍曾担任《新华日报》代总编辑，中共南方局文化组副组长）。

　　夏衍后来回忆了这一段经历：

　　汉夫要我给《新华日报》副刊写稿， 这就是后来成了专栏的“司马牛杂感”。我在国统区和香港办了几年报， 一方面自以为懂得了一点读者心理，想写一些不落俗套的文章，但另一方面像我这样的没有受过正规训练的知识分子，也难免会犯自由主义的错误，所以1943年《新华日报》小整风，汉夫作为党报的总编辑，就得为我和乔冠华、陈家康等人在副刊上发表的那些有错误的杂文负责任，好在当时主持整风的董老坚持了治病救人的原则，所以我们这几个人作了检讨，就没有受到处分。

　　经常去夏衍家串门

　　新中国成立初期，夏衍被任命为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因为上海的工作无法分身而没有到任，爸爸代理了一段时间。1954 年，夏衍来到文化部主管电影及外事工作，爸爸与他又时常见面了。

　　“文革”之前，夏衍住在东四附近的文化部宿舍，离我们住的报房胡同不远。周日如果天气晴朗无风，爸爸或者散步，或者约老友谈天，经常去的有夏衍家。爸爸让我和他一起去串门，可我不太想去。因为夏衍家里没有和我一样大的孩子，大人的话题我不感兴趣，每次都是谈古书旧词之类。爸爸说，你先和我去看老朋友，然后我们到隆福寺去买小金鱼儿。我同意了。

　　夏衍和爸爸见面没有任何客套话。打开房门，夏伯伯说一句，老乔啊！接着就开始和爸爸讨论起他们在电话中继续的话题，边说边走进屋子坐下。似乎他们有说不完的题目和感兴趣的事情要谈论。

　　有一阵子他们在研究明清时期的历史，直到取得一个问题的共识之后，爸爸才发现我正站在一旁愣神，便对我挥挥手说，你自己转转吧，到阳台看看他们种的花，到院子里也行。回去的时候我们去买小金鱼儿。夏伯伯看看屋子里说，我这里是没有一点小孩子玩的东西了，你随便玩吧！我跑到院子里一个人四处转悠，耐心等待着他们结束一个阶段的话题。

　　“文革”以后是没有这样的闲情逸致了，许多年没有见到夏伯伯，只知道他们原先住的地方搬进了军代表。20 世纪80 年代初父亲病重的时候，夏衍又出现在爸爸的身旁。

　　有一次我去医院探视爸爸，走进病房，见到他的床前围着几位老熟人，其中一位是夏衍伯伯。爸爸见到老友似乎很激动，夏衍挥着手要他先好好休息，坐了一会儿夏伯伯就告辞了。原以为事隔十几年，夏伯伯是不会记得我这个小孩子的，没想到，他一眼就认出了我。

　　在爸爸去世的前一天，夏衍伯伯拄着拐杖匆匆来到爸爸的病床前，面对相知相交50 多年的老朋友，爸爸念出了文天祥的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青照汗青。”这诗是爸爸和夏衍经常读的。

　　（摘自《乔冠华与龚澎：我的父亲母亲》，世界知识出版社2025年7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