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赵世玲译周尚意校对《神州：历史眼光下的中国地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7月出版）

　　商业的重心是宋代时蓬勃兴起的大城市。到1100年，至少有五座城市人口超过百万；其中只有开封位于北方。在这个时期还有其他一些城市接近五大城市的规模。在1126年女真人占据了宋帝国的北部，但是在其后的两个世纪中，南宋城市继续迅速扩展。到1290年，在元代某些地区府州人口似乎增长了二倍、三倍，甚至四倍。人口增长最引人注目的三个在东南部沿海地区（杭州、苏州、福州），还有一个位于从长江流域到广州的内陆贸易通道上（饶州）。

　　以前只有在成为国家都城之后，城市才获得经济重要性。而在10世纪至13世纪之间，城市只有成为交通要道上的重要商贸中心之后，才被选中成为国家都城。

　　南宋帝国大城市的发展随心所欲，与此截然不同的是蒙古人在北方兴建的、规划有序的都城。这称为可汗的城市或是大都，即忽必烈汗的京城。可汗的城市于1267年开始兴建，城址在金朝（女真）被毁都城的北面（大致相当于今天北京城的位置）。当宋朝皇帝于1135年选定杭州为临时国都时，这是个繁荣的州府，人口有25万。忽必烈汗的首都却多少是平地而起。它的中心地区只有几座金国留下的夏宫。

　　尽管城市是为蒙古皇帝而建，而且主要的建筑师还是个穆斯林，可汗城市的设计规划却表现出格子式华夏首都所具有的几乎一切传统特征。如马可·波罗所述，可汗的城市是个几乎完美的正方形，在城墙的每一边都按照规定，建造三座城门。街道笔直宽阔，像棋盘的格子那样排列。在外城郭之内有两块围墙环绕的禁地，最里面是可汗的雄伟宫殿，大明殿。

　　由于政治上的重要性，可汗的城市很快就吸引了大量人口，城里商业繁荣。当马可·波罗于1275年到达那里时，虽然城市刚刚竣工，里面却已经热闹非凡。“城墙里和城墙外都是众多的房屋和行人，没有人能数清他们的数目”。

　　人口变化同经济变化相关，并反映在景观之中。自从10世纪以来，随着人口的迅速攀升，长江流域和南方进入经济快速扩展时期，食物供应相应增加，商业发展，大城市崛起。不过中国北方的历史更为坎坷。自从10世纪以来，北方先后遭到契丹人、党项人、女真人、蒙古人的入侵和统治；蒙古人最终于1279年成功地占领了整个中国。

　　北方人口无疑随着连续不断的进攻，以及游牧民族和半游牧民族征服者变化无常的政策而上下波动。征服者们无法确定如何应对被他们所击败的，但是更为发达的农业文明。当侵略者们企图占领农业用地，将农田变为牧场时，景观发生了剧烈变化。女真人曾企图这样做。窝阔台在位之初，一些蒙古人也企图将华夏北部的大片地区变成牧场。虽然幸运的是这个举措并没有严格执行，但是在华北平原的北部，有些农田的确成了牧场。直到忽必烈汗明令禁止之后，为此目的的圈地行为才宣告终止。

　　将农业用地变为牧场可能是中国北方农作物产量下降的原因之一。在元帝国占领整个华夏之后，从长江三角洲将谷物大量运到北方都城。运粮通过两种方式：一是海运，走海路沿岸用海船运载； 二是漕运，顺新开通的大运河（1266-1289年）用运粮的驳船运输。

　　在忽必烈汗统治之下完成的最伟大工程是大运河。以前隋朝所开通的漕渠在设计上是为了供应都城长安，不是元朝的都城北京，所以只是在南段才通行无阻。在元朝、明朝，甚至于清朝，大运河都是南北运输的主要动脉。这说明北方在经济上一如既往地依赖南方。

　　这种依赖性使北方的首都地区缺乏安全。海上运输线易受海盗袭击，海洋航行会遭遇突发情况。黄河不可预见的决口使内陆运河航行也时时受阻。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法是增加京城附近地区的粮食产量。

　　在1352 年元朝皇帝下令，将海河流域平原所有政府用地和以前用于军屯的土地出租给农民耕种。在起初阶段朝廷还提供工钱、耕牛、农具、种子。朝廷还从长江流域省份请来精于耕种水浇地的农民和水利专家教授北方佃农。虽然这些措施已见成效，但是没有达到北方粮食基本自给的水平。不过在明朝和清朝，人们仍旧对此目的抱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