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邓小平在深圳和当地群众亲切交谈

上世纪80年年代代，邓小平在北京参加义务劳动

　　在邓小平著述中，中国要“摆脱贫穷和落后”是经常出现的一句话。这个贫穷是指中国人民的贫穷，这个落后是指中华民族的落后。摆脱落后，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的先进行列”；摆脱贫穷，使中国人民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这是邓小平始终不变的初心，始终肩负的使命，始终奋斗的目标。

　　“那是吊起脑袋在干革命”

　　邓小平回忆他的革命经历时曾说：“那是吊起脑袋在干革命。”

　　1904年8月22日（农历七月十二日），邓小平出生于四川省广安县协兴乡牌坊村有四十亩田和几万株桑的小地主之家。这样的家境使邓小平能上私塾，上新式初小、高小读书，并能考入广安县立中学。

　　1919年9月，邓小平考入重庆留法预备学校，一年后以勤工俭学生赴法，是抱着“工业救国”、“学点本事”去的。邓小平说：

　　我在法国呆了五年半，其中在工厂劳动了四年，干重体力劳动。我的个子小，就是因为年轻时干了重劳动。当时工资很低。但也有个好处，这样的生活使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1923年6月，邓小平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4年7月，当选该组织执委会书记局成员，自动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6年，邓小平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近一年。1927年回国，不久，随中共中央机关秘密迁入上海，1927年底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那时才23岁。上海地下工作期间，邓小平经过好几次危险。他回忆道：

　　最大的危险有两次。一次是何家兴叛变，出卖罗亦农。我去和罗亦农接头，办完事，我刚从后门出去，前门巡捕就进来，罗亦农被捕。我出门后看见前门特科一个扮成擦鞋子的用手悄悄一指，就知道出事了。就差不多一分钟的时间。后来罗亦农被枪毙了。

　　还有一次，我同周总理、邓大姐、张锡媛住在一个房子里。那时我们特科的工作好，得知巡捕发现了周住在什么地方，要来搜查，他们通知了周恩来，当时在家的同志就赶紧搬了。但我当时不在，没有接到通知，不晓得。里面巡捕正在搜查，我去敲门，幸好我们特科有个内线在里面，答应了一声要来开门。我一听声音不对，赶快就走，没有出事故。以后半年的时间，我们连那个弄堂都不敢走。

　　在红旗飘过左右江的日子里，邓小平也遇到过危险。他说：

　　在百色、龙州起义过程中，有一天我在百色地区活动，在一条偏僻的小山路上遇到几个拦路抢劫的土匪。土匪拔出尖刀顶住我的额头，头皮被刺出了血。后来，抢走了我二十块光洋，才幸免脱险，终于摆脱了歹徒的纠缠，顺利到达目的地。

　　长征途中，邓小平也遇到过危险。直罗镇战役期间，邓小平和罗荣桓等到前线了解战况，正在一个山头上观察，突然遭到一小股敌人的袭击，邓小平身上穿的傅钟送给他的狐皮大衣被打了好几个洞，所幸没有负伤。危机关头，红军的一个连冲了上来，掩护他们撤了下去。

　　解放战争时期，刘邓大军强渡黄河、鏖战鲁西南，这是大转折的开始。然而，强渡黄河前后，邓小平和刘伯承曾遇到两次险情。其中，据段君毅回忆，强渡黄河前，他们乘车检查渡口准备情况，途中汽车左轮忽然陷进泥里，车子翻了。段君毅说：“我和李达参谋长赶快从车里钻出来，将刘邓首长扶起来。幸好都没有伤着。刘司令员平静地拍拍身上的泥土，找到掉了的眼镜戴上，忙问小平同志伤着没有。小平同志一面问：‘刘司令员没事吧？’一面招呼说：‘大家都来推车。’”

　　“中国不能安于落后”

　　1988年10月24日，邓小平视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时，意味深长地说：“中国不能安于落后”。邓小平一生都在为摆脱中华民族的落后而奋斗。

　　新中国成立后，接收的是一个一穷二白的落后的摊子。1959年2月，邓小平分析当时的中国，“总的说来，科学技术、工农业水平，我们还是落后的。照毛主席的话，还要加上个‘很’字，还是很落后的。”

　　为摆脱落后，邓小平始终把发展生产力放在最高位置上。怎样发展生产力？

　　他的最突出的做法是“一靠政策，二靠科学”。

　　一靠政策。首先，实行对内改革的政策。对内改革的政策是从农村搞起来的。

　　20世纪六十年代的经济困难时，邓小平就认为“农业要恢复，要有一系列的政策”，要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他根据不管“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认识，支持包产到户的做法。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热情支持农村涌现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农民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号召“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意愿出发”，发展农村经济。

　　其次，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邓小平认为，不开放不行，任何国家闭关自守都不可能发展起来。他说：“不要搞封闭政策”，“不要关起门来”，“不要脱离世界，否则就会信息不灵，睡大觉，而世界技术革命却在蓬勃发展。”

　　二靠科学。邓小平强调科学技术是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是第一生产力，从而把科学技术的发展看成是摆脱贫困、富民兴邦、推动社会进步的关键。

　　1977年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自告奋勇管科学和教育方面的工作。他说：“我知道科学、教育是难搞的，但是我自告奋勇来抓。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

　　1983年初，邓小平视察江苏，看到一派喜气洋洋的景象。江苏的路子是怎样走的？邓小平了解到“一条是依靠了上海的技术力量”“吸收了不少上海的退休老工人。”邓小平总结道：“农民把科技人员看成是帮助自己摆脱贫困的亲兄弟，称他们是‘财神爷’”“他们从亲身的实践中，懂得了科学技术能够使生产发展起来，使生活富裕起来。”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视察中深有感触地说：“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们自己这几年，离开科学技术能增长得这么快吗？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

　　邓小平尤其重视高科技领域的突破。他指出：“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回顾历史，他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瞻望未来，他说：“下一个世纪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现在必须抓紧努力，“要不然我们很难赶上世界的发展。”

　　“必须摆脱贫穷”

　　在邓小平著述中，摆脱落后与摆脱贫穷是放在一起讲的。他的初心使命就是“使我国消灭贫穷，走向富强，消灭落后，走向现代化”。

　　“文革”期间，邓小平疏散到江西，亲眼目睹了老百姓生活贫穷的状况。1972年11月中旬，他到三湾村看到“老俵”们初冬时节大都仅仅穿着一条单裤且都是自织的土布，住房比较差，吃的、生活还是很苦，人均收入每年就是三十几块到四十几块钱。对此，邓小平就讲了一句话：“今后的日子会好起来的”。这是他下定决心要改变老百姓贫穷状态时说的一句话。

　　1977年11月，邓小平到广东考察。针对不少人偷渡到香港的问题，他敏锐地指出，生产生活搞好了，可以解决逃港问题。1978年9月，他在东北地区考察，看了当地的生产生活，指出：“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主导的政策就是一门心思搞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解决人民贫穷的问题。他愤怒地批判“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也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的论调，认为“那是荒谬的。”他坚定地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

　　消灭贫穷，邓小平的突出贡献是在发展路径上提出“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提出了“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的具体的发展目标，使小康成为温饱——小康——现代化三步变化、三步发展的决定性的中间环节、桥梁环节。

　　邓小平第一次讲“小康”时讲的是“小康之家”，是1979年12月6日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提出来的。邓小平第一次讲“小康社会”，是1980年10月15日在一次会议上讲“到本世纪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八百至一千美元，进入小康社会”。三步变化、三步发展，从相互衔接的目标看，又被邓小平称为三个目标：“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解决温饱问题，这个目标已经达到了。第二个目标是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第三个目标是在下个世纪的五十年内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摆脱贫穷，实现小康，在邓小平心中具有极重的分量。1982年11月16日，邓小平和王震会见日本社会党朋友时说：“我们现在就是做一件事情，使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人口摆脱饥饿和贫困，达到小康状态。”他认为三步发展“关键是本世纪内的最后十年”“三步走的关键在第二步，第二步为第三步打基础。”

　　由邓小平设计，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下，小康社会的目标在20世纪末如期实现，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　　　　（摘自《百年潮》2022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