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二战以来，哈佛一直与美国军方有紧密的合作，可以称为“五角大楼的大学”。

　　二战爆发前，哈佛是倾向于德国的。大多数哈佛学生不想卷入战争，而是希望与德国合作——他们认为德国更有可能获胜。当时，著名的二战英雄、日后的总统约翰·F·肯尼迪也在《哈佛深红报》上发表了一篇匿名文章，敦促罗斯福与希特勒谈判，因为英国将被打败。他认为，这样可以使得美国避免灾难。1937年，根据哈佛学生会对1800多名本科生的调查，95%的哈佛学生反对美国加入欧洲战争。

　　1939年9月下旬，德国入侵波兰，校方改变了立场，校长詹姆斯·科南特（见图）在一封公开信中写道：“我相信，如果这些国家被极权主义打败，自由制度作为现代文明基础的希望就会破灭。”然而，哈佛的学生并没有被他说服。《深红报》的编辑批评了他的演讲，称“美国不能再被拖入欧洲那样的无政府状态”。这种反战情绪一直持续到1941年珍珠港事件。

　　在珍珠港事件中，下士菲利普·加茨基（1941届）阵亡，他是第一个在二战中牺牲的哈佛人。没过几天，学院就为本科生推出了义务兵训练项目。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哈佛男性的伤亡人数超过了历次任何战争，总共有697名学生死亡，几乎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373人）的两倍。

　　二战后，哈佛大学欣然接受了与美国军方的亲密伙伴关系，大量公共资金以国家安全的名义涌入哈佛大学。到1965年，哈佛大约三分之一的经费来自政府。 

　　为了在科技上战胜苏联，美国成立了冷战研究中心。虽然这个中心是在麻省理工学院建立的，但许多哈佛学者都深入参与了这个项目。

　　麻省理工学院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军研发武器系统的中心，因此也成为五角大楼的附属实验室。麻省理工教授诺姆·乔姆斯基把麻省理工描述为“实际上的五角大楼大学”。

　　哈佛则在另一个方向为冷战卖力，充当了美国政府智库的角色。上世纪50年代，共有15名哈佛教授帮助制定国防政策，为美国不断扩张的全球影响力服务。最著名的是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威廉·兰格，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战略情报局（OSS）研究与分析部门的负责人。美国总统杜鲁门评论说，通过兰格的工作，中央情报局成为了“政府国家安全机构的一个高效和永久性的分支”。正如科南特校长报告所说，“哈佛大学的许多工作人员都以顾问的身份深入参与与军队有关的高度机密问题。”

　　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CFIA）成立于1958年，被描述为“哈佛的中央情报局”。CFIA为美国的外交政策做出了重大贡献，参与建立CFIA的哈佛学者包括：麦乔治·邦迪， 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后来的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哈佛大学政治学家，后来成为美国国务卿；唐·普莱斯，福特基金会副总裁、肯尼迪学院院长；詹姆斯·帕金斯，卡内基公司副总裁；迪安·鲁斯克，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1952-1960年），后来成为国务卿（1961-1969年）……但正如乔姆斯基所说，“当大学被国家这样的巨大权力机构所控制时，它就失去了培养健康社会正义公民的初衷。”

　　（摘自《看天下》2022年第23期 陈劲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