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我职高毕业，正逢什邡要建一个电厂，于是报名去考，居然就中了。因为大家都是新员工，对发电技术一窍不通，于是，厂里组织到重庆进行一年的学习与实习。

　　虽然，那时的重庆没有穿城而过的轻轨，没有铺天盖地的高楼大厦，但万里长江上不多的几座大桥，菜园坝的载人缆车以及枇杷山下重重叠叠的万家灯火，都与我们生活了多年的小城有着巨大的差异。

　　我们所在的电技校正门外是黄桷坪农贸市场，这里除了卖菜和杂货以外，还星散着几家小饭馆和火锅店。小饭馆大多以卖小面和豆花饭为主，也有炒菜和烧菜。火锅店的规模也很小，是一个小店面放着三五张桌子，有的开在居民小区住户家里，通常是外间摆两三张桌子，里间住着主人，坐上几个顾客之后，就开始背贴背了。

　　我一直很奇怪，这些规模如此小的火锅店，是怎么盈利的？直到某一天，我和一位同学被香味所吸引，走进其中一家，才知道了答案——这些火锅的盈利诀窍，就在于“镶”。

　　这个镶，作动词用，即拼凑和组合的意思。镶火锅，就是拼凑组合的火锅，任何不认识的陌生人走进店来，老板一看哪里还有空位，把你往那里一安，送上筷子和菜，你马上就融入到热气腾腾的火锅氛围中。

　　通常是一个铁锅或铜锅，里面放上一个铁架隔断，这种隔断，有四格的，有九格的，只隔菜不隔汤，不同的客人上桌子，认准自己那一两格，烫得呼儿嗨哟。

　　这种吃法，对我们来说当然是一种挑战。卫生之类先不必说，光是桌上的氛围，就难免拘谨和尴尬。但事实证明，我想多了。因为凭重庆人的性格，很难出现一场火锅下来，大家还是陌生人的场面。

　　大多数时候，老客人见新客来了，点个头，指指锅里已烫好的菜喊：“整！”来者通常会把手中的酒瓶往前一放，应答一声：“整就整！”三两杯下肚，你是哪个厂的我是搞啥的，基本就聊清楚了。锅中的菜杯中的酒，更不分彼此了。这种场景，有点像成都茶馆，陌生茶客坐一桌，茶钱各给各，龙门阵打伙摆，一起热火朝天聊了半辈子，最终连对方学名都不知道。

　　火锅起源于船工，船上干活太忙而且得新鲜菜不方便，起一锅料在那里，有啥煮啥。各种食料品质参差，使得火锅具有包容性大且口味重的特性。这也造就了重庆人既宽容又燥辣的性格，也使镶火锅仅在重庆人的地盘上才摆得开。

　　我第一次镶火锅，碰到的不是一个耿直的蛮娃，而是与我们年龄相近的两个女孩子。女孩子很自然地坐下，我和小伙伴很不自然地收拢了腿。与腿一起收拢的，还有我们轻松自在的表情。女孩子们相视一笑。而我们这种从小地方出来没见过世面的人，最害怕的就是这种莫名其妙的笑。

　　大家就开始别别扭扭地烫起火锅来。准确说，是我们别扭，每一次捻起一块菜，都特别小心翼翼。但世事往往就是你越小心，越容易出错。当我捻起一根鹅肠，小心地从姑娘们的格子上空掠过时，不想那鹅肠竟如湿滑的蛇，扭转着身子奔逃而下，直入女孩的火锅格中。

　　一份鹅肠就三五根，这可是我们所点的不多的两样荤菜。想捻回来，觉得不好意思；不捻回来，又有些依依不舍。我对面坐的短发红衣女孩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情。她笑着捻起自己盘中的一根鹅肠，放到我的汤格里，说：“谢谢你敬我的鹅肠，来而不往非礼也，别让我非礼你哦！”

　　在一来一回之间，笼罩在我们桌上的局促，像脆玻璃一般碎了一地。

　　女孩名叫文婷，是电技校的正式学生，土生土长的重庆人。与她同行的长发女孩，也像我们一样，是来参加短训的内江妹子，她们也是在火锅店里偶尔镶上的朋友，因为共同爱好吃火锅而走到了一起。之后，这个小团体就变成了四个人，而其中又以我和文婷都喜欢席慕蓉和三毛，而相聚时间更多。我们往往是一面AA制吃火锅，一面聊无怨的青春和撒哈拉的沙，感觉既温暖，也亲切。

　　那之后，我的梦渐渐多了起来。火锅瘾也越来越大，隔三岔五，就想往火锅店跑，希望偶尔能“遇上”文婷，和她借着火锅，聊各种有趣或无聊的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喝着一瓶青鸟汽水和她一面烫火锅一面聊天，已是我对天堂这两个字最直观的认知。

　　每次几元钱的消费，于我而言还是一个不小的负担，因为当时我每月的收入仅37.5元，家里偶尔接济一点，但基本是杯水车薪。为了吃火锅，我卖过饭票粮票，甚至借过钱。如今翻起当年的日记，常在本子边角上跳出三元五元油腻腻的小字，都与此有关。

　　在实在想不出办法借钱的日子里，我就谎称自己牙疼或上火。我们就会相约到邻近的四川美院操场走走，或到电影院看场电影。当年许多的经典电影如《红高粱》《敦煌》《霹雳舞》等，都是我们一起看的。有时是她买票请我，有时是我用过期的票请她。

　　直到离开重庆，我们都没有说出过一句超出友谊范畴的话，做出过一件超出友谊范畴的事情。

　　如今，我内心仍存着一段段美好的画面。之后多年，我无数次吃过规格、档次和环境都比当年高无数量级的火锅，但都没有那个味儿，我知道：这与火锅无关。　　　　（摘自《川味人间》，文化发展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