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同学听毛泽东讲团结抗战问题

　　最受欢迎的演说家

　　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成立。因为中国共产党坚定的抗日主张，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蜂拥而至。

　　知识青年汇集延安，都希望听听共产党关于抗日救国的具体主张。中共对于参差不齐的各地学生，也有意将对他们的教育从课堂拓展到广场。毛泽东无疑是最受欢迎、也最辛苦的“演说家”。他经常在延安陕北公学的操场上摆一张小桌子，对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等新招的学生演说。

　　毛泽东讲得比较多的就是抗战形势：为什么只能选择持久战，为什么当前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什么我们最终一定会取得胜利。毛泽东讲话善用比喻，常将大道理讲得深入浅出又妙趣横生。学生们听到高兴处就鼓掌，听到谐趣处就大笑。学生笑，毛泽东自己也跟着笑，讲完后还同围着他的学生边走边聊，也不急着骑马返回。

　　毛泽东的演说也有怒发冲冠的时候。1939年6月12日，蒋介石密令杨森部突袭新四军平江通讯处，杀害中共湘鄂赣边区特委书记涂正坤等6人，制造了“平江惨案”。8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举行“平江惨案”死难烈士追悼大会，毛泽东即席发表了《用国法制裁反动分子》的演讲。毛泽东在晚风里挥舞着手势，大声怒斥国民党的罪行。听众们群情激昂，口号震天响。因为陕北昼夜温差大，有些初来乍到的外地学生边听边跺脚取暖。时任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部长的许光达让跺脚的学生保持安静。毛泽东反倒体谅学生：“天这么冷，为什么不让跺脚！”他这样一说，大家反而安静了。

　　“抓丁”演说与“挂牌”演说

　　费尽千辛万苦来到延安的，还有很多知名人士或高级知识分子。学生们上街，只要发现了一位知名的人，就要求现场讲话。因此，“抓丁”演说也是当时延安街头的特色。

　　1936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书记徐懋庸因“左联”解散、“两个口号”论争等问题苛责鲁迅，后者写下著名长文《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后去世，就此留下一段公案。徐懋庸到延安后，学生们纷纷请他现场讲其与鲁迅之间的是是非非。徐懋庸表示很愿意就此话题讲演一番，但他不知道鲁迅先生同不同意，便掏出一枚铜板，说：“我把铜板抛上去，铜板着地时字朝上，表示鲁迅先生同意我讲，我就讲；铜板着地字朝下，便是鲁迅先生不同意我讲，我就不讲。”没想到真的字朝上，徐懋庸也就滔滔不绝讲开了。

　　“挂牌”演说是延安的又一特色。陕北公学校部前面有片广场，每逢周末学生常在此自由聚谈或寻亲访友。这里稀稀拉拉长着几棵小树，上面贴满了各种纸条，有寻人启事、结社通知，也有演讲海报。海报上的演讲人基本都是大家熟识的，要讲的问题也是青年所关心的，所以听讲的人也很多。

　　时任陕北公学校长的成仿吾，就常在此地“挂牌”演讲。成仿吾是曾和鲁迅激烈论争过的著名文人，又是共产党员，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学生大都对他怀有好奇和敬意，常聚集起来听他讲其与鲁迅等的笔战，以及长征中的经历。成仿吾也借机宣传介绍陕公的办学宗旨、教学内容及方法。

　　演说现场的无名英雄

　　一场精彩的演说就是一席丰盛的精神盛宴。速记员的无私奉献才使演说时的吉光片羽化为严整的鸿篇巨制。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党并没有速记工作机构，也无速记人员。战争年代领导人讲话很少专门拟稿，往往只有一个提纲。如1942年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做整风报告，提纲就很简单，主要是即兴发挥。其在延安干部会上作的《反对党八股》，提纲也仅两页纸，上列八个标题。党的速记工作是借鉴苏联经验后，从延安开始的。

　　1938年4月，第一期中央速记训练班在延安成立。第一期学员是从抗大和陕公毕业生中挑选的20名共产党员或具备入党条件的年轻人，男女各半，身体好反应快，年龄在20岁左右。1938年8月，第一批学员结业，随即被分到中央、边区几个重要部门工作。

　　速记工作默默无闻又异常辛苦。中央密集地召开重要会议时，与会者往往乡音各异，又是自由发言。速记人员对有的方言听不太懂，又不熟悉发言人所说的属地情况，记录难度极大。一般白天记录一小时，晚上就要翻译三小时，还要复写出来，工作十分紧张。中央对速记员要求很严，但在政策待遇上对他们关爱有加，速记员若是晚上加班，必定安排夜宵，边区最困难的时候，还给他们每人每月另发六斤小米津贴。

　　中央领导人厚爱这批无名英雄。贺龙曾为速记员的棉鞋特批过条子，刘少奇亲自给速记员送过西瓜。毛泽东经常交代李富春，说要让速记员吃好睡够，好有充沛的精力做速记。毛泽东本人作完报告，还常把做速记的年轻人拉上他的卡车，开到合作社请他们吃一顿。有时候开完会有供应的伙食，毛泽东就把自己的那份菜分给速记员。后来速记员们一见毛泽东端着盘子过来，就赶紧捂住自己的碗，怕又给他们夹菜。　　  （摘自《文史天地》2022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