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冬君著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23年1月出版

荆浩绘《匡庐图》

　　从10世纪中期到13世纪后期，两宋历时319年，艺术上最值得称道且足以自豪的，便是中国山水画的兴起，尤其是水墨山水画的兴起，可以说是那一时期中国文艺复兴的标志。

　　中国士人的山水精神

　　欧洲文艺复兴则从14世纪到16世纪，也历时200多年，在回归古希腊人文的传统中，开始了文艺复兴运动，完成了整个西方世界向近代社会的转型。放到人类文明史上来看，东西方不约而同，首义于艺术，表达人性，前后相随，六个世纪，为人生而自由“确权”。

　　一个是回归自然，一个是回归古典，皆始于绘画。

　　当山水画出现时，中国并没有回到纯自然状态，如庄子所说的“至德之世”，而是迎来了人在审美自然中发现的文化的江山，以山水画建构人文理想国。如果说意大利文艺复兴始于艺术回归古典的人性启蒙，那么中国山水画复兴的思想资源则是回归自然的传统。

　　中国王朝史上有两次盛世崩盘，一次是强汉，一次是大唐，一旦王朝的江山靠不住，国人就到文化的江山去，中国因而更新了发展空间，尤其在艺术上，会出现相对应的自由的款式和新的审美样式。

　　汉以后，三国纷争，五胡乱华，而晋人却挥洒着他们的审美能力，在“人与山川相映发”中抒怀，还产生了新的山水诗；唐以来，历经五代十国，王朝更迭，不变的是江山，因而又产生了文化江山新样式——山水画。如果说率先跑到山头上去写诗的谢灵运，成了中国山水诗的第一人，那么400多年后，又有一人接踵山水意识，再次开始进山运动，他就是荆浩，在山水画里建构了中国士人的山水精神。

　　“我自由故我在”

　　荆浩，字浩然，号洪谷子，五代时后梁士人，博通经史。入梁后，仕途多舛，又加战乱频仍，他开始厌倦权力与政治。与南方小国不同，北方朝廷不设皇家画院，画家们任职朝廷之余兼作画。荆浩，没有皇家画院可去，他要摆脱对于体制化的惯性依赖，就必须找回自我表达的途径，于是，他决定归隐山林。这也是中国文化所能给予中国士人的一种选择。

　　荆浩归隐，除了外在的自由条件，还有对自我内在性自由的自觉。他一个人走进大山里，像老和尚那样“独坐大雄峰”，这时候，你不追求自由，自由也会向你逼来，因为你除了拿自由来证明自己的存在——“我自由故我在”，其他一切都消失了。没有了社会化身份，也不再成为体制性符号，主流评价体系与你无关了，你无比自由，你就是你自己。

　　荆浩就这样放逐了自己，回到自然中去，艺术家彻底自由了，生活的主题围绕山水画开展起来。他以自然山川为镜子，来认识自己，他从自我意识里，发现了“自我的江山”，他要将“自我的江山”表现出来，变成一座属于他自己的“文化的江山”，变成他独立人格的理想国。他以这种独立方式认知自然，在中国艺术史上恐怕还是第一位。他在自然山川与自我意识的互动中，开始了一个人的文艺复兴，建构了中国山水精神。

　　他们仿佛老相识

　　荆浩隐居于太行山东麓、黄河之北的林虑县，在今河南林州市境内。太行山脉在此绵延近100公里，号称林虑山，其中有一段近南称洪谷山，荆浩便在此躬耕自给。《笔法记》开篇，他便自我介绍道：“太行山有洪谷，其间数亩之田，吾常耕而食之。”作为独立画家，他不食官家俸禄，除耕读外，这里距开封也不算太远，虽与外界交往甚少，也会时有“润笔”贴补。

　　有了经济上的自由，他一个人进山去了，带着他的画笔，后来者美国作家梭罗有点儿像他。梭罗是作家，荆浩是画家，两人一前一后，相隔近千年，一中一西，相距何止万里？但他们仿佛老相识，我们一边看荆浩的山水画，一边读梭罗的《瓦尔登湖》，会发现，《瓦尔登湖》是对中国山水画最好的解读。古今中外，两个完全不同的个体，竟然如此相似，可以互相诠释，荆浩可以说是梭罗的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