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书店和杨绛先生的渊源

　　1980年，杨绛写完《干校六记》，自知在内地难以出版，经三联书店范用先生手转寄香港，没想到香港《广角镜》杂志抢先全文刊登了（原打算出单行本），其间去杨绛家取稿转稿的是董秀玉。不久，范用得知胡乔木对《干校六记》的好评，借势推动，于1981年出版了三联书店单行本。此后1987年的《将饮茶》，1988年的《洗澡》，几乎杨绛所有新作都由三联书店出版。

　　钱锺书的《围城》1947年出版后，内地一直没有再版，1980年乘思想解放的春风出版了简体字新版，也是轰动一时，后来还拍了电视剧，堪称家喻户晓。他的几部其他著作也陆续出版。这两位当时年龄刚过古稀的文人夫妇，引起读者强烈的兴趣。然而他们有一个严格的准则：不宣传，不露面，安心过自己的笔墨日子。可是越是如此，读者关心愈强。只有不多亲友知晓他们这个家庭，父母女儿（钱瑗）三口（见左图）之间独特、温馨甚至是顽皮的一面。由于工作关系，时任三联书店总经理、总编辑的董秀玉是知晓者之一。作为一位有智慧有眼光的出版家，她曾向杨绛建议，请他们三口互相书写：女儿写父母，爸爸写母女，妈妈写父女，而后编一本书。

　　钱瑗去世前六天还在写

　　1994年84岁的钱锺书因病住院，1995年底58岁的钱瑗因病住院。杨绛奔走在两所医院、两位亲人之间。此时她萌生了写作《我们仨》的念头。病床上的钱瑗提出，把这题目让给她。她拟了目录，写了几节，直到去世前六天还在写。

　　“1997年早春，阿瑗去世。1998年岁末，锺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杨绛找了一本很难啃的书《斐多——柏拉图对话录之一》进行翻译，同时整理《钱锺书集》，由三联书店出版。借助高强度的工作，冀望使自己的心安顿下来。钱锺书去世四年后，2002年岁末，她开笔写《我们仨》，几乎一气呵成，2003年春，稿子交到董秀玉手上。

　　董秀玉刚刚退休。她专心致志编辑了这部期盼已久的珍贵书稿，并请《钱锺书集》的设计师陆智昌担当设计工作。陆智昌设计的总体思路是简朴、醇厚、内敛。尽管如此，编辑和设计师还是反复讨论、修改了好多次，单是大改就有三次：起初杨绛拿出家里的照片簿，董秀玉“贪心”，选了很多，全部插到书里，成为一本内容丰富的“图文书”，可是看来看去，总觉照片影响了文字的纯粹，于是忍痛删减，一遍又一遍；第二次，删减后的照片插在文字中，又显得分散，且图文混排，照片总是隔断文字，于是试着把照片集中，分两部分插在书中；第三次，感觉黑白照片和附录图片印单黑，还有几幅彩色照片，与全书不协调，另外，图片说明的文字照排宋体字，也有些生硬。与杨绛商量，请她手写说明文字，而所有图片和说明文字都用浅褐专色印刷。

　　陆智昌选用的封面纸，是一种浅褐色带皱纹的进口纸，很薄，很软，像布料，比正文纸还要软，这在书籍设计中是很少见的。书名上方印白色文字：“Mom、Pop、圆o”（即妈妈、爸爸、圆圆）。书脊上只有三联书店店标，没有社名，封底连条码都没有（放在后勒口）……至此，董秀玉才算满意。给杨绛先生看，她也首肯。

　　SARS过后的高端热点书

　　2003年3月19日，北京SARS肆虐的日子，董秀玉交给我她初编的稿子。记得我坐在办公室窗前，几乎一动不动，整整看了三四个小时，抬头时，太阳已经落到美术馆后面了。有种压抑的感动。我打电话说了我的感受，并认为，这书印10万册没问题；董秀玉说：20万册！

　　4月16日，开印前的工作都已完备，董秀玉来店里和我谈营销的事。有一个天大的障碍摆在面前：北京的SARS越来越厉害，是疫区，书印出来也发不出去。北京各出版社的书发到外地，没人开包，进不了书店，更搞不了什么活动。在这种情况下，首印多少册？！只好采取发行部的建议，预先在全国征订，看看订数再说。

　　半个多月后，订数回来了：一万多册。怎么办？董秀玉认为，杨绛先生已经92岁，书稿既然到这个地步了，不能让她再等，还是先印一版。店里商量了一下，决定先印三万册。我建议印三万册，但以10万册定价，最后定为18元8角。

　　6月24日，中国最后一个疫区——北京被世界卫生组织从SARS疫区名单中排除。《我们仨》（见右图）随即开始发货，立即成为疫情半年来第一本上市的高端热点书。一周不到，三万册告罄。发行部紧急要求加印三万册，可是，陆智昌选用的封面纸远在国外，一时供应不了。没办法，只能用当时未选用的另一方案，换了一种纸，封面是淡草绿色，印有一家三口的合影。从第三印起，恢复第一印的纸张样式，此后20年不变——如此看来，藏有第二印版本的读者更有种纪念意义呢。

　　（摘自9月8日《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