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的中国史》 许宏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2024年2月出版

　　作者受业于著名考古学家徐苹芳教授，30多年在田野考古一线摸爬滚打，其学术生涯与城池这种“不动产”的发掘与研究息息相关。在本书中，作者对中国筑城史的考察跨越史前、原史、信史时代，宏观九千年城邑动态大势、梳理中国古代文明演化格局和发生发展脉络；从城邑和城市考古，升华到对中国“大历史”的把握，重构华夏文明。

　　如果我们说，从中国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二里头国家（夏王朝后期至商王朝早期？）诞生，到汉代的 2000余年间，居然绝大部分时间里都城是没有大城的，甚至可以说这 1000 多年是不设防的时代，您相信吗？“大都无城”，也就是说庞大的都邑一般不设外郭城，疏于设防。这种文化现象，是汉代及其以前中国古代都城的常态。

　　既往，学术界一般把“无邑不城”作为中国古代都城的一个显著特色来加以强调，比如认为“城墙是构成都城的基本政治要素，没有‘城墙’的都城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刘庆柱 2006），“都城的城郭是其标志性建筑，这是古代‘礼制’所限定的”（刘庆柱 2009）。那么，这一特征贯穿中国古代都城发展的始末吗？经过观察分析研究，笔者认为不是这样的，“无邑不城”这种大家耳熟能详的现象，具有鲜明的阶段性，它只见于曹魏到明清时代的中国古代都城史的后半段，而前半段，则是“大都无城”。

　　简单说来，大都无城的状况肇始于距今 3700 年前后洛阳盆地的二里头都邑，其庞大而复杂、内涵高度发达的都邑不设防，而可能以其所处的自然山川为大郭，应是显现了整个华夏族群处于上升阶段的一种文化自信。二里头是中国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国上之国，它要宣示教化，又国力强盛，因为自信，所以用不着修个土围子把自己保护起来，而是跟诸侯盟国讲信修睦，“守在四夷”，这可以看作大国风范之肇始。

　　随着中原广域王权国家的出现，二里头至西周时期，城邑数量大为减少，但中心都邑的规模急剧增大，开始出现无外郭城的都邑，可视为延至东汉时代的“大都无城”风潮的第一波。从二里头都邑开始，到安阳殷墟，到整个西周时期的三大都邑丰镐、周原和洛邑，统统是大都无城，没有一个外郭城来罩着。很有可能《逸周书·作雒篇》中所谓“郛方七十里，南系于雒水，北因于郏山”的“郛”并非指城郭，而是指周围的自然山川，贯彻的是因形就势、师法自然的营国策略。在为数不多的城邑中，环壕聚落仍占有较大的比重。

　　春秋战国时期战乱频仍，各国一时筑城以自保，但到了秦咸阳、西汉长安和东汉洛阳，早期帝国之都又是大都无城，形成庞大的首都圈，彰显出巍巍帝都的宏大气势。

　　而从曹魏的邺城和洛阳城开始，一直到明清北京城，就都是城郭齐备了，此外还有纵贯整个都城的大中轴线，和严格意义上的里坊制度，这是“后大都无城时代”的特质，而与此前“大都无城”的格局形成鲜明的对比。就是说整个中国古代都城史，可以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也即实用性城郭阶段和礼仪性城郭阶段。在第一阶段将近 2000 年的时间里，有 1200 余年时间没有外郭城。

　　如果说从二里头到秦汉阶段是华夏族群的上升阶段，拥有充分的文化自信的话，那么魏晋南北朝以来众多的北方少数族群入主中原，如鲜卑族、蒙古族和满族等，都是以少数人口统治大范围的华夏族群，是否出于不自信，导致他们高墙深垒，注重秩序，用华夏族的礼仪法度来统治，严格里坊制的管理，才有了城郭兼备、大中轴线和里坊制这种中古以后都城规制的出现。这都是中国都城营建史，乃至中国文明史上有待于深入探究的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