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和韦悫谈话

1921年8月泛太平洋教育会议,中国代表团5人摄于夏威夷。前排坐者蔡元培,后排左一韦悫
韦悫是我母亲叶露茜的四舅舅,也是我的四舅公。我对他的认识除了听母亲很少的叙述外,主要源于四舅公的自传。四舅公一生的志向就是要通过教育来推动社会发展。
孙中山的私人秘书
韦悫原名乃绅。生于1896年9月16日,广东中山县翠微乡(今属珠海市)人。听我母亲说,她的外祖父韦樵荪是位名医,在乡里设有“韦智德堂”,悬壶济世,从不收穷人一分钱,外祖母刘丽秋慈祥端庄。他们一共生有10个孩子。我的外婆是老三,韦悫是老四,所以按排行母亲叫他四舅舅。
韦悫6岁时启蒙读书,9岁进入南武中学附设两等小学,接受新教育。升入中学后,在毕业的那一年,他通过校长何剑吾(1875-1938,革命党人,南武学堂创办者),认识了许多革命党人,并由朱执信和廖仲恺介绍,加入了同盟会。
1910年1月韦悫转入广州城里的广材中学读书。他主动剪去辫子,成为学校中唯一无辫子的学生。
15岁的他,已改名为韦悫。他曾在一本《幼儿故事琼林》中读到宗悫的故事。宗悫是南朝宋人,任南朝宋将军,一身好功夫。他年少时,叔父宗炳问他的志向是什么?宗悫说:“愿乘长风破万里浪。”这句话深深印在少年韦悫的脑海里,他说:“我非常仰慕他;因此,我采用他的名字。”
1914年1月中旬,父亲筹足资金供他去伦敦留学。2月7日,韦悫乘日本邮轮平野丸去英国,于3月28日到达伦敦。为了取得大学入学资格,韦悫先到私立学校专习英文、物理、数学和法文。四个月后,他到了苏格兰的工业中心格拉斯哥,在1915年2月取得了格拉斯哥大学的入学资格,选学机械工程专业。他是抱着“实业救国”的想法出来的,但一年多的国外生活,使他感到这条路未必走得通。他认为思想改造和社会科学十分重要,于是,他转为以哲学为主科,政治学为副科。1918年6月,他获得奥伯林学院文学学士学位。之后,他又进入芝加哥大学研究院读研究生。1920年冬,他以论文《中国的国际关系及其伦理、社会和政治体现》获得芝加哥大学研究院哲学博士的学位。
这期间,他也收获了爱情。他认识了旅美侨领、芝加哥唐人街创建者梅宗周的二女儿梅美恩小姐,他们彼此相爱,并于1920年6月在芝加哥举行了婚礼。
1921年1月,24岁的韦悫结束了七年的留学生活携妻子回到祖国,几天后便在广州岭南大学教授政治学和哲学,并在广州高等师范学校教哲学和心理学。同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他得知韦悫学成归来,立即委任韦悫为政府外交部秘书兼做他的私人秘书。1921年8月11日-21日,檀香山泛太平洋联盟首届泛太平洋教育会议在夏威夷举行。蔡元培代表中国代表团在大会上发表演说。韦悫担任翻译,代表中国做了四次发言。
创办江淮大学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韦悫是上海党组织领导的《译报》的董事会成员。不久因日方和汉奸的骚扰破坏,被迫停刊。
韦悫的抗日活动引起了上海敌伪势力的注意,他们写恐吓信,咒骂他是“隐蔽的共匪”,甚至企图绑架和暗杀韦悫。但韦悫毫不退缩。直到1942年夏,韦悫接到去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办大学的通知,才离开了上海。
江淮大学是一所由新四军军部和中共江苏省委合办的综合性大学。主要吸收上海等地的爱国青年,为革命事业培养和输送人才。由陈毅亲自确定校名,聘请韦悫担任校长。
从接到任命起,韦悫便开始做办校的前期准备,如物色教员,考虑课程设置、教学章程和整理设备等,东奔西走,不顾劳累。
学校的教师,除知名经济学家何封、哲学家李仲融自愿到江淮大学任教外,其他都由韦悫一一聘请,有上海之江大学(原址杭州,1938年在上海租界复课)、复旦大学、交通大学、大夏大学,以及清华大学等土木、生物、医学、教育、外语、体育专业十多名教授都应韦悫之聘而来,同时响应号召赴校的还有十多位助教和两位校医,四位护士。学生主要来自上海之江、大同、大夏、沪江、东吴大学和苏州工专,也有个别中学生,前后两期共127名。
韦悫说:“江淮大学真是一个缔造艰难、在忧患中诞生的学校。创办这个大学的目的在培养革命青年为革命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所以我提出‘劳动、学习,为人民谋福利’作为校训。”
1943年10月5日,江淮大学在仁和集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大会由韦悫主持,陈毅军长和彭雪枫师长等人都讲了话。
1943年,韦悫由陈毅、张云逸介绍,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因工作需要,直至1960年12月才正式公开他的党员身份。
1944年春日军在太平洋战场全线溃败,新四军和八路军连连获胜,部队和根据地急需补充新生力量。同年6月中共华中局决定江淮大学撤销停办。虽然它只存在两年,但在中国教育史和军事史上都留有笔墨。韦悫办学时的身体力行给师生们留下深刻印象,不少人成为他终身的朋友。
“韦老爷爷”
1949年5月,韦悫随军南下进入上海。5月27日上海解放,2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陈毅任上海市市长,曾山、潘汉年和韦悫三人被任命为上海市副市长。
当时,韦悫的具体分工是文教接管委员会副主任。主任是陈毅市长,副主任另有夏衍、范长江和钱俊瑞。进上海时,陈毅曾对夏衍说:“韦悫这位老先生你不认识吧,他是我们的老朋友,帮过我们许多忙,在上海有声望,他当副市长兼文管会副主任,名字排在你前面,但他也是挂个名,日常工作他不管,可是你得尊重他,重要的事要听取他的意见。”夏衍在《懒寻旧梦录》中写道:“这一段话在这个时候对我讲,特别感到语重心长,所以时隔多年,我一直记在心头。”
文管会的任务是接管上海的大、中、小学校。韦悫则是接管上海各大学的负责人。
1949年9月,韦悫作为华东解放区的代表去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0月1日参加了开国大典,后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副部长兼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给我们留下了120多篇关于中国教育问题的讲话和文章。
1960年8月1日-6日,由中国文改会、中央教育部、团中央联合在青岛召开第三次全国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黑龙江省拜泉县三道镇小学一年级学生肖丽芬由潘秀英老师带队参加了这次会议。她这年7岁,从学拼音开始,已经认识一千六七百个汉字。观摩会激起了她更大的求知欲,不久她主动给教育部的“韦老爷爷”写信,汇报学习情况。从韦悫外孙女韦力提供的资料发现,这对年龄差一甲子、仅一面之交的老少,从1961年3月起至1976年6月止,通信坚持了整整15年。素有逢信必回习惯的韦悫,尽管再忙,15年来没有落下一封给小女孩的回信,耐心答疑,不断鼓励她和同学们积极进取(我相信“韦老爷爷”面对的不只是一个肖丽芬)。韦悫给肖丽芬的最后一封回信定格在他去世前的5个月。 (摘自《世纪》202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