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敏（右）与傅聪

　　两年多前，我听说傅聪离世的消息，想到久未联系的傅敏一定会很悲伤。我约了时间去看望他。没想到他竟记不得我了。我只能与他太太陈哲明聊天。他坐在一旁不怎么说话。后来我们一起到附近的必胜客吃午饭。我看他吃牛排吃得很香，也很利索，想他身体应无大碍。他自言自语说：“陈丹晨，我记得这名字。”哲明说：“你来，我们很高兴。他现在记性不好。名字记得，就是想不起来。给傅敏点时间吧！”

　　没有想到，今年（2023年）5月，我从网上看到傅敏在上海仙逝的信息。

　　结识傅敏还是缘起于傅雷。我从少年时代起就喜欢傅雷译作，只要能找到就尽量争取多读。我的老师高名凯教授也曾翻译巴尔扎克小说十九种，比傅雷的大概还多五种。但是傅译却风行一时，其原因是傅雷把翻译当作创作一样，把自己的学识、心灵、感情、生活积累都调动起来倾注其中。傅雷曾说，“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译出一部中文“新”小说来。罗新璋后来总结为“译艺”。

　　于是，我就有意识思考关于他的思想、事迹，写了一篇《关于傅雷精神的反思》。还因为罗新璋与傅敏不仅熟悉，而且还帮傅敏做点整理校勘傅雷遗作的事，由此我也与傅敏有了交往，成了好友。我从傅敏身上仿佛看到了傅雷刚正不阿的身影。傅敏把自己后半生几乎完全投入对他父亲遗作的收集编辑整理的工作，呈献给世人一个襟怀坦白、挚爱艺术的赤子，一个追求自由、坚持独立思考、坚守气节和尊严的文化大家，以及他的丰硕的文化遗产。就如最初他将傅雷给傅聪仅存的125封、给傅敏的两封信编纂成集，出版《傅雷家书》，后来几十年里又继续悉心寻找，铢积寸累，再次选编成多达255封信的“编定本”，长期来一直获得读者热烈的呼应和青睐，人们从中看到两位艺术大家的智慧深邃而又情趣盎然的艺术对话，父子两代率真单纯而又充满父爱和亲情的心灵交流，对一代又一代青年成长起着无法估量的影响。

　　傅敏是个坦诚热情、单纯谦和的人，人们都很乐意与他相识合作。我记得李辉、应红夫妇邀我一起去看望过傅敏、哲明夫妇，还一起餐聚。杨宪益的外甥女画家赵蘅、旅美的女作家范玮丽邀我一起去看望他们夫妇，也一起餐聚。还有傅敏的发小、拉美国际问题专家张森根夫妇与我和他们夫妇也曾一起餐聚。等等诸如此类不止一次，都是友情欢聚，开怀畅叙。那次赵蘅送我一本书，我在餐后遗忘在餐馆里了。回傅家途中想起此事，傅敏随即说“你们回去吧，我去取”。我看他匆匆往餐馆走去的背影感到真不好意思。又有一次，在上海浦东举行的傅雷研讨会结束后，我的回程机票是在次日，傅敏就邀我一起去他们的住所过夜。离宾馆前，他还到我房间里帮着收拾行李。就在我们走了好远路后，坐下吃晚饭时，我才发现自己的假牙遗忘在宾馆的水杯里了。幸有南汇乡亲王树华让一位年轻人专程跑回去取来。次晨我们一起美美地吃了一顿早餐。他们送我到大门口上车，傅敏开心地笑着说：“你会不会又遗忘了什么东西？不过没关系，我们坐飞机给你送来！”引得大家哄笑。

　　记得又有一天，他突然来寒舍访我。他兴冲冲地说，他们家附近新开了一家面包房，新出炉的面包特别好吃，带了几个给我分享。我看着他那孩子似的天真笑容，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他家离我家相距至少有二十个公交车站之遥。我忽然想起古代文人王子猷雪夜乘舟远道访友，到了友人戴安道家门口却又返回。家人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是“乘兴而行，兴尽而返”。我并无比附古人之意，只是感于傅敏是个性情中人，这是友情，是雅趣，也是乘兴而来。　　  （摘自《上海文学》202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