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套用流行语，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台盟中央原主席张克辉（见图）算是一个被社会活动“耽误”了的剧作家。郑洞天导演、蒋雯丽主演的电影《台湾往事》，刘恒编剧，陈坤、徐若瑄和李冰冰主演的《云水谣》，都根据他的原著剧本改编。他还创作了《啊！谢雪红》和《湄洲岛奇缘》等电影文学剧本。

　　张克辉在台湾长大，1948年20岁时来到祖国大陆，再次踏上台湾岛已是1993年回家奔父丧时。1月11日，这位96岁的老台胞在北京病逝。

　　文学青年

　　早在台湾念书时，张克辉就是一个典型的文学青年。他的家在台湾彰化，那时他们接受的是日式教育。他酷爱诗歌，尤其爱写和歌。他写的这些和歌在同学中很受欢迎。

　　台湾光复后的一天，他去彰化商校时的同窗好友施火生家做客。晚饭时，施父三杯老酒下肚，讲了当年保卫土地、誓死阻止日军修机场的故事。光复前，张克辉和本地同学在学校里饱受歧视，被日本同学嘲笑为“清国奴”，他对施火生父亲这些农民们的抗争感同身受，十分感动，于是试着将这个故事写成短篇小说《农民》。

　　1948年，他通过全省统考，被录取进国立厦门大学经济系。临行前，他把《农民》手稿留给了学长、“银铃会”（台湾文学青年组织）诗人朱实修改处理。年底，小说发表在台湾诗人杨逵主编的《力行报》“新文艺副刊”上。

　　进校不久，张克辉就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组织。学校1300多学生，参加地下党组织的有260多人。他感到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每天都像海绵吸收着各种新思潮。但形势日益严峻，不断有人被当局抓走。

　　1949年4月的一天下午，他的同系同学、也是他的直接上级突然找他谈话，说上级领导决定让他马上撤离，去福建安溪地区打游击，问他愿不愿意。他当即表示愿意。他的命运就此转弯，本来预备毕业后回乡继承家业的张家长子、文学青年张有义（原名），成为了游击队长、解放军闽粤赣纵队独立连连长张克辉。

　　“倒过来的《城南旧事》”

　　此后30年，福建成了张克辉的第二故乡。他曾在福建省委统战部任干事、组长，也当过省革委会外事组翻译。他和父母音信断绝，生死两不知。他的文学爱好也只能放下。但他从未忘记自己的第一故乡。

　　改革开放后，他担任福建省政协副秘书长，1982年后又担任福建省委常委兼统战部部长、省对台办主任。这期间，他多次参与处理海上纠纷和突发事件。将死于空难的国民党空军上尉的尸体运还金门时，他把一束鲜花放在了棺材上。他总是坚持将遇险获救的台湾渔民护送至对方渔船，久久目送。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他逐字逐句读了好几遍，激动不已。当年夏天，张克辉的老友、日籍华人陈老先生专程回台湾一趟替他打探、带回了他父亲的信和一盒录音带。信上说，30年来家人一直在寻找他的下落，相信他一定还活在世上，“我和你母亲等你等得头发都白了”。录音机里，父母哭着呼唤他：“儿子！回来吧，回来吧！”让他痛彻心扉。

　　重逢是在那年秋天。他随福建一个友好访日代表团来到东京，父母和弟妹也按约定抵达，住在亲戚家。他到时，一家人相拥而泣。母亲从家乡带来了粽叶等食材，亲手为他包了他最爱吃的肉粽，与他彻夜长谈，还像他小时候一样帮他脱衣穿衣。他离开时，父母久久伫立，在雨中目送他。

　　20年后，他把这些都写进了自传体剧本《一个台湾人的两岸情》中。那时他早已离开福建，调到北京，当选全国台联会长，不久又当选台盟中央副主席、主席。公务繁冗之余，他重拾文学爱好。1999年夏初，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副教授黄丹从合作方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那收到了这个剧本。黄丹和同事从南到北采访了大量散居各地的老台胞，又赴台实地采访，在张克辉的剧本和散文集的基础上进行了重新设计。

　　影片2003年正式投拍，定名为《台湾往事》。导演郑洞天说，如果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说，这部影片是“倒过来的《城南旧事》”。《城南旧事》是一个小时候住在北京的女孩老了以后在台湾回忆童年时的北京，《台湾往事》则是一个台湾长大的男孩在大陆讲述记忆中的台湾。有一种东西是相通的，那就是怀旧的伤感，用林海音的话就是：不思量，自难忘。

　　寻找令人唏嘘的爱情

　　张克辉的文学冲动一发不可收拾，又写了剧本《寻找》。《寻找》的原型之一，正是其老朋友陈弘。陈弘也是一位老台胞，曾在中央编译局担任译审，担任过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的日文翻译。

　　1946年陈弘与台湾女友定下婚约，相约陈弘读完复旦大学后返台完婚。然而时至1949年，一道海峡隔绝了他们。两人被迫解除婚约，各自组建了家庭。女孩始终以义女的身份照料着陈弘瘫痪的母亲，还披麻戴孝为其父送终。1980年两人终于在东京重逢，陈弘跪谢了她的深情厚谊。

　　张克辉自己也曾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初恋故事。他在彰化老家有一位女友，两人手都没牵过，“是一段纯纯的爱”。张克辉身边这样令人唏嘘的爱情故事并不少见，他将这些故事编织成了剧本《寻找》。

　　2006年11月，张克辉原著、刘恒改编的影片《云水谣》上映。在刘恒看来，这部片子并不是什么主旋律影片，而是一部浪漫的爱情电影，通过上一代人这种有自我牺牲色彩的爱情，人内心的善得到了释放。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2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