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春，臧仲伦与妻、女（艾丽）摄于北京植物园

　　臧仲伦先生辞世，转眼快10年了。

　　在北大读研，我拜顾蕴璞先生为导师，研究诗学，也上臧仲伦先生的翻译课。臧先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翻译专家，他还翻译了普希金、果戈理、赫尔岑、列夫·托尔斯泰、亚·奥斯特洛夫斯基、屠格涅夫和高尔基等很多作家的经典作品。尤其是《往事与随想》，他在巴金已经翻译出版的一、二卷之后继续翻译，直到2009年4月，全书译完出版，上下卷共100多万字。这是他“拼了几年老命”翻译出来的成果。

　　“他什么都知道了”

　　臧先生1931年正月初一出生于江苏武进，一个钟灵毓秀的江南小县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他高中毕业，投笔从戎，被留在了南京临时组建的华东军政大学，陈毅担任校长。他在华东军政大学外语学校学了两年俄语。1952年，国家调整政策，军区不再办大学，华东军区外国语学校的建制随之被撤销。那一年，他参加全国第一次高校招生统一考试，因仰慕系主任曹靖华的学识，报考了北大俄文系。

　　从华东军区外国语学校解散到高考，中间只有两周的准备时间。他把自己关起来，看了十多天书便进了考场。不久，高考录取名单登在了《解放日报》上。他从中间——北外、上外——一所所大学往下看，到最后也没有找到自己的名字，心想没戏了，但又不甘心，把报纸翻到前面又看了一眼，最上面是北大，第一个名字赫然就是“臧仲伦”。当年北大在华东区录取了七个人，他是第一名。

　　进入北大刚读了一年，老师发现“他什么都知道了”，便让他跳级，直接进入俄三。待读完俄三，刚好遇上俄文系请来几位苏联专家，开办研究生班，那是我国俄文教育史上第一次开设研究生班，臧先生荣幸被选上，进了语言班。1957年，他研究生毕业，留校任助教。

　　与巴金结下深厚的友谊

　　“文革”结束，臧先生从报上的报道中得知巴金正在翻译赫尔岑的长篇回忆录《往事与随想》。早在50年代读研究生期间，他就购买和阅读了苏联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往事与随想》。他想学一点前辈翻译家的翻译技巧和翻译方法，就从北大图书馆借来了巴老在50年代翻译的《家庭的戏剧》（《往事与随想》第五卷的一部分），中俄对照，逐字逐句地研读，他发现其中有一些误译和翻译欠妥的地方。

　　在妻子胡明霞的鼓励下，他给巴金写了封“言辞恳切”的信，很快便收到了巴金的亲笔回信，信中写道：“仲伦同志：谢谢您的信，也谢谢您那些意见……”表示重译时一定参考他的意见，并请他校订《往事与深思》（巴金最初所译书名）的新译文。

　　在臧先生的建议下，书名后来改为《往事与随想》。巴金说自己喜欢《往事与随想》，是因为要借赫尔岑的口，说出对“四人帮”的控诉。臧先生也有很多话要说。两人从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爸爸就像佛一样”

　　“一个人，可以去伏案写作，也可以去种花、锯木头，这都是在搞艺术，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关键是真性情，得活的是自己，而且活得干净。”臧先生这么说，一生也是这么做的。

　　他和师母没有孩子。50多岁，他们领养了一个孤儿，取名乃娴，小名艾丽。艾丽小时候调皮捣蛋，恨不得上房揭瓦，让师母伤透了脑筋。臧先生似乎从不着急，他见艾丽小小年纪就学着抽烟，并不打骂，而是问她为什么抽烟。艾丽说，不为什么，就是好玩，臧先生也不强行制止，只是说，抽烟不好，会长黄牙，对肺不好。尽管这样的劝说后来也没能完全阻止艾丽的好奇心，但臧先生觉得这也没什么不好，路要自己走，人活的是自己。

　　因为臧先生的这种理念，艾丽在成长的过程中，天性没有受到多少压抑和束缚，她爱唱爱跳，尽管上学时因为调皮捣蛋，成绩不好，备受批评，但在臧先生眼中，艾丽是个善良的、有天赋的孩子。

　　后来，艾丽初中毕业，高中没上完就辍学了，一头扎进社会，甚至连家都不回。臧先生尽管也为艾丽的前途担忧，但他静静地等艾丽长大，一等就是三年。

　　其中有一年多的时间，他和师母离开承泽园，搬到昌平区的宏福苑住，离我们很近。我知道，他搬家是因为伤怀，我几乎每隔两周都带儿子问樵去看他一次。

　　臧先生看上去很平静，但从他看问樵的眼神里，我知道他无时无刻不在牵挂艾丽。他到处打听艾丽的下落，有时候太伤心了，就问我：“你说，艾丽想我们吗？”我说：“想，当然想，只是艾丽好强，她或许不好意思来见你们，她想混出点名堂再回家……”他好像被我说服了，或许，他心里也一直这样想。

　　三年后，艾丽回家了！回来的艾丽像是换了一个人，她身上野性的东西少了，留下的是丰富的朴素。她像父母一样喜爱种花，养小仓鼠，还练起了瘦金体书法。先生说得没错，千转万转，每个人最终还是要做回他自己。这话大家虽都这么说，但少有人像臧先生一样耐心等待，静静守望的。

　　艾丽说：“爸爸就像佛一样，从来都微笑着，他允许我去过自己的生活，哪怕走一些弯路，而不是从小就被生活绑架。”　　　　（摘自《读书》202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