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安澜将军（见左图）是著名的抗日将领，他于1942年初入缅远征，但因中英之间协同不力，后路被日军截断，戴安澜只能率部队从野人山突围回国。在突围过程中，戴安澜不幸身中数弹，后因缺乏药物治疗，伤口感染，于1942年5月26日牺牲，年仅38岁。

　　戴安澜将军出身寒微，父母均以农为业。其能入学破蒙，并进入黄埔军校就读，多仗远房叔父、时任粤军团长戴端甫的支持。当戴安澜将军率军远征时，戴端甫正抱病在床。戴安澜虽身处异国他乡，却时常挂念这位有再造之恩的远房叔父，并叮嘱妻子早日回去照顾。1942年2月13日，戴端甫病情加重，戴安澜身处异国，仍命家人四处寻医为其医治，无奈无力回天，戴端甫于2月28日去世。3月1日，在入缅路上的戴安澜闻此噩耗，悲痛欲绝：“余经打击昏沉，悲痛欲死，送客去后，即痛哭失声。噫！余今后欲再见亲色笑不可能矣，呜呼痛矣！”情真意切，让人感怀。

　　戴安澜从黄埔军校毕业后即加入国民革命军，从此再少归家。在其为国浴血奋战时，家中事务均由夫人王荷馨一手操持，两人自小青梅竹马，后遂结为一生之伉俪。王荷馨虽为农村妇女，未接受过系统教育，但戴安澜对其并无丝毫轻视，始终不离不弃。在同古保卫战最激烈之时，戴安澜为一表自己决死之心，奋笔写成遗书一封。其中提及妻儿（见右图，全家福），满是丈夫的柔情：

　　你们母子今后生活，当更痛苦，但东、靖、澄、篱四儿，俱极聪俊，将来必有大成，你只苦得几年，即可有福，自有出头之日矣，望勿以我为念……我要部署杀敌，时间太忙，望你自重并爱护诸儿、侍奉老母！

　　而后，戴安澜又给三位兄长、朋友写信，望其在自己牺牲之后照顾好自己的妻儿。也只有在这时，他才会表露出自己在妻儿面前悄悄隐藏的不舍和挂念。他在致“子模、忘川、尔奎三位同鉴”的信中说：

　　我们或为姻戚，或为同僚，相处多年，肝胆相照，而生活费用，均由诸兄经手。余如战死之后，妻子精神生活，已极痛苦，物质生活，更断来源，望兄等为我善筹善后。人之相知，贵相知心，想诸兄必不负我也。

　　戴安澜与王荷馨共养育了三男一女。长子戴覆东，意为覆灭东洋；次子戴靖东，意为平靖东洋；幼子戴澄东，意为澄清东洋；女儿戴藩篱，意为筑起藩篱，以拒日寇。名短情长，戴安澜的报国心展现得淋漓尽致。

　　虽然长年在外征战，但戴安澜始终心系家中的四个幼儿。戴安澜在滇南驻训时，家中母子突生急病，尤其是次子靖东，不仅高烧多日，且经常咯血，病情严重。戴安澜通过电话得知此事，顿时焦急如焚。但又因自身职责无法回去看视，愧疚非常，“余因责任所寄，不能回去侍养母亲病况，看视孩子，真愧为人子，愧为人父”，乃至连续数日失眠。终于在出征之前，戴安澜得以抽空返回昆明探视家人。在昆明的日子里，他为妻儿四处奔走寻医，终于使得靖东病情有所好转，日记中的语句都一扫过去阴霾，倍感欣慰：

　　余因部队在国门等待，不能久延，而靖儿经余太太诊治，已不复咯血，惟咳未止耳，故于二十四日由昆回防。

　　从戴安澜的日记中，我们能看到将军对家人浓浓的情感和牵挂。

　　在戴安澜身处的时代，禁烟思潮尚未兴起。同时，香烟还因其振奋精神的效果而被各国军队广泛纳入补给品。戴安澜却为锻炼意志，一心戒除烟瘾，视之如同寇仇。早在1942年1月10日，戴安澜便在日记反思中提及戒烟，“忌烟不彻底，此乃决心不足之故”，但一直未能痛下决心戒除。在戴安澜苦于戒烟失败之时，他也同时面对着家中爱儿和叔父的病痛，面对着大军入缅时的诸多问题。入缅作战迫在眉睫，而经费却仍无着落，负责驮运的骡马还纷纷患上了软脚病。远征他乡，自己和将士们对于前方风土人情甚至敌军配置仍是茫然。正如戴安澜所感慨：“见一切无生气，无活气，极为烦躁。”问题如此繁多，一切事务却还需要依靠自己亲力亲为才能有所推动，压力之大，可想而知。每每事务繁重之时，戴安澜总在无意之中破戒。他的戒烟经历，其背后蕴含着一个“战场救火员”的焦虑和无奈。而后战局急转直下，第200师被迫转移，通过野人山回国。一路坎坷，戴氏日记也随之暂停，本待归国之后再复记录，谁想由此便是绝笔。　　 （摘自《书屋》 2024年第2期 张棣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