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在30岁之前，离开北京

　　在北京读书、工作10年，30岁的程序员李尹峰，2022年底被裁员了，换了一个工作，没干多久，到2023年4月，又一次被裁了。原本，他心态还不错，打算一边看机会，一边搞搞副业，身边有靠投资股市赚钱的人，他也学着去炒股。三个月过去，他在股市里被套牢了，找工作的难度又提升了不少。

　　投资失败、在家待业，李尹峰的压力越来越大。离老家最近的杭州，成为他的避难选择。

　　陆远也是在这种紧迫感的驱使下离开北京。他是一位30岁的程序员，奋斗5年，没有卷进大厂，没有当上管理层，也没有外界眼中互联网成功人士标配的年薪百万。等到了2023年，陆远和很多互联网人一样，在降本增效的大潮中失去了工作，在听到裁员通知那一刻，他先是有些错愕，但很快，他竟然感觉到放松——或许被裁是一个契机，可以离开北京，换一种生活。

　　在北京，追互联网的风

　　2017年，李尹峰只有23岁，他从北京一所211高校毕业后，找了份月薪5000元的工作，没干多久就辞职了。他发现，一位学计算机的朋友，刚毕业就拿了35万的年薪，“当时我为什么没去学IT”。李尹峰打算半路出家，自学代码。

　　程序员薪资待遇动辄过万的消息，也传到了陆远耳中。听到让人震惊的数字后，刚从山东一所二本学校毕业的陆远，没有丝毫犹豫，就跟父母借了7000元，报了一个编程培训班，连夜坐火车北上学写代码。坐到教室里，陆远才发现，自己不是个例，教室里三分之二的年轻人都是转专业过来的。

　　2018年，那时的字节跳动还没有成为宇宙大厂，抖音还没有赶超快手；拼多多还在五环外默默成长；互联网双子星阿里和腾讯如日中天。巨头们的触角不断向本地生活、影视传媒、健康、旅游等各领域延伸，资本支持下，创造出无数岗位。

　　来自四川的冯佳，是一所985高校生物能源专业的研究生，2017年曾在一家互联网企业实习。原本，冯佳的职业规划是继续做科研，但对比之下，实验室里的导师们有着非升即走的焦虑。巨大的落差改变了冯佳的职业规划，找工作时，她果断放弃本专业，留在北京，转行进入互联网，做了数据分析的工作。

　　这工作有什么意义？

　　来北京之后，李尹峰很少和父母联系，高强度的互联网工作里，没有什么人际往来。

　　为了保住工作，大多数人不得不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工作里，陷入无效的内卷。

　　冯佳曾经羡慕的前辈们，也不再像以前那样自信、从容了，取而代之的是“中年人的卑微”。一位新挖来的高层，常常小心翼翼地征求她的意见。另一个35岁的前辈，此前的职业曲线一路上升，但突然之间就转了岗。

　　对于冯佳而言，价值感、获得感，乃至对于未来的向往，都是她前进的燃料。“当它们存在时，即便压力再大，也觉得自己无所不能。但当它们消失，我就会选择后撤。”

　　重新审视生活的不止她一人。在互联网的世界，陆远是最普通、最容易被忽视的那种人。他原本以为，自己可以加入这个行业创造的伟大奇迹，但没想到，更多是目睹包括自己在内的人，一步步成为耗材。

　　在北京，陆远没有太多朋友，只和当年同一个编程培训班出来的同学有一些往来。如今，他跟其中关系最好的几位，租住在一个三居室里。陆远是其中最小的，在他们身上，陆远好像看见了自己留在北京的将来。

　　寻找生活的锚

　　产品经理于威在离开北京后，也转道去了成都，落户、买房，在闲适的老城区散步时，他笃定，这样的生活才是自己想要的。

　　失业后，陈可为不敢闲下来，于是把自己的爱好发展成工作，在北京一家球馆里，教人打羽毛球。但他不满足于此，又马不停蹄地辗转到杭州，寻找各种有可能的创业机会。

　　回杭州后不久，李尹峰尝试了换赛道。他最开始想考公，结果发现，建筑专业出身的自己，不能报考计算机相关岗位，原专业又只能报“三不限岗位”。他尝试去做培训机构的数学老师，但去了之后发现，“其实是做销售”。几番思索之后，他还是决定回归程序员的队列，准备面试，找一份互联网的工作，“起码我自己是喜欢这个的”。 （文中所有人均为化名）　　 （摘自《人物》2023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