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李歇浦（见图）同龄，又是上海电影专科学校的同届同学，毕业后一起被分配进上影，成了同事，1989年后又同时入住上影公寓2号楼，成为邻居。从那时起，我俩开始越走越近。

　　歇浦自1963年21岁进上影后，一直未被列为重点培养对象。歇浦一直努力地“准备”着，只要有片子拍，不管什么类型，他都勇于去实践，拍出特色来。1986年、1988年和1989年，他独立执导了《拦灵车的人》《断喉剑》《销魂刀》三部影片，为上影赚了不少钱，又有一定的思想内涵。于是，他终于迎来了导演生涯中的第二个机会：在欢庆中国共产党诞生70周年的日子里，上影把执导《开天辟地》的重大任务交给了他。

　　作了决定，却并不完全放心，让分管创作生产的副厂长朱永德下摄制组“蹲点”。好在歇浦不负众望，竭尽全力，终于胜利完成了这个光荣又艰巨的任务，为上影捧得了广播电影电视部1991年优秀故事片奖，第十二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特别奖、最佳编剧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优秀故事片奖，第一届宝钢高雅艺术奖优秀故事片奖等重大奖项。歇浦也荣获了“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

　　上影在1990年代并不平静。上影曾让歇浦担任负责创作生产的副厂长，给了他在仕途上发展的机会，时间虽不长，却令他焦头烂额。于是在新一轮“深化改革”中，歇浦选择仍旧当导演，执导了长篇电视连续剧《香堂往事》，后改名为《上海大风暴》，又得了不少大奖。这是他导演生涯中唯一的一部电视剧。我因受邀担任编辑工作，对他这一时期的状况较为了解。

　　歇浦退休前后，电影大环境并不景气。他连续执导了《燃烧的港湾》《走出西柏坡》（与梁山合作）、《午夜惊魂》和《邓小平·1928》四部影片。

　　那时，歇浦和他老伴成老师已迁居田林路。成老师与我同是上海作家协会的会员，彼此常会有些文学创作上的交流，再加上我与歇浦的关系，平时说话从未见过外。

　　有一次，我在上影公寓门口遇到歇浦和老伴，还有儿子李欣，我们便站着说了一会儿话。李欣也是上影的导演，虽要叫我声“大陆叔叔”，平时却常会彼此没大没小地说着玩。这次，他指着我问歇浦：“老爸，你认识他吗？”我当他又在开玩笑了。歇浦说了句：“我怎么不认识他，他是大陆，陆寿钧！”以后就没有下文了，直对着我傻笑。我发觉有些不对劲，便朝成老师看了一眼。她对我耳语了一句：“最近他记忆不好，我与李欣在陪他看病……”我听明白了，却又恐惧继续交流他的病情，便若无其事地笑着对歇浦说：“什么时候到老年活动室来，我陪你打牌。”他却不置可否地仍然傻笑着。

　　我已记不清在这之前还是之后，歇浦由他儿子陪着来老年活动室打过一次牌，有我陪着，大家玩得很高兴。如果要说有些不正常的情况，歇浦犹如回到了摄制组一般，颇有导演在指挥一切的感觉，好在大家都已知道他的情况，都奉陪着。他却感到一切正常。

　　我最后一次见到歇浦是在他入住养老院之前，那时，他的病已确诊，我带着我刚出版的十卷文集去他家看他，还想借此建议他把注意力集中到整理记录自己的导演生涯上来。他见到我很高兴，始终面呈笑容，看得出是发自真心地欢迎我去看他。但当我一说到正题时，他却一点反应也没有，对我赠他的文集也没印象，只是指着桌上的果点让我“吃，吃”。我坐了近一个小时，他就不停地让我“吃，吃”。他气色很好，一点不像有病的人，但我已见不到以前的歇浦了……

　　当成老师送我到楼下，她早已忍不住大哭起来。我知道安慰是无力无理无用的，但我真心希望歇浦能这样无忧无虑地好好活着……

　　（摘自2月29日微信公众号“上海采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