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镕在1936年长征结束后留影

　　“七一”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生日，始于何时，目前众多专家学者普遍认为，第一次明确党的成立纪念日是在1938年，柳建辉在《辉煌之路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一大至十九大》一书中表述：

　　1938年春，中共中央准备举行纪念建党17周年活动，需要确定具体日期。当时，在延安的一大代表有毛泽东、董必武等人。他们回忆一大是7月份召开的，但确切的日期记不清了，于是就商量将7月1日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

　　赵镕的《长征日记》

　　红九军团供给部部长赵镕撰写的《长征日记》是众多红军日记资料、作品中记录详实的一部珍贵的纪实作品。日记的时间跨度四个年头，详实记录红九军团长征前到抵达陕北的1000多个日夜的活动情况，也清晰记录了红九军团在此期间举办过三次“七一”纪念活动的情况。

　　第一次是1934年的“七一”纪念活动：

　　7月1日，星期日，农历五月二十，晴，白水。今天是我党十三周年纪念日，接军团政治部通知，休息一天。

　　这是目前在文献资料中出现的最早过“七一”节的记录。赵镕标注部队所在地“白水”，即白水镇，隶属江西省吉安市吉水县。

　　据他的日记记载，红九军团自6月2日进驻白水镇，后因“执行的新任务是入闽掩护七军团过闽江”，于7月8日离开，途经驿前、曹坊、石城、大仑等地。红九军团在白水镇驻扎一个多月，军旅生活相对稳定，适合举办纪念活动，且又有赵镕如实记录所属部队欢度“七一”节的日记佐证，留下极其珍贵的史料参考。

　　日记中提及军团政治部发通知过“七一”节，说明这个节日跟“八一”节一样，已经被中共中央确定，并列为红军队伍的重要纪念日，“休息一天”便是力证，可增加过节气氛，让红军官兵享受到节日福利。

　　赵镕也把纪念日的具体活动做了记述：

　　早饭后，供给部全体同志集合在大祠堂里，准时开了大会。我在会上作了关于党史问题的报告。会后，各单位演出了一些小节目，运输队的民夫们还唱了兴国山歌和瑞金山歌。

　　赵镕的日记以自然、详实的文字记录“七一”纪念活动，足以证明红九军团从1934年就开始过“七一”节。

　　赵镕日记第二次记录“七一”纪念活动是1935年：

　　7月1日，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一，晴，卓克基。今天是我党诞生的14周年纪念日，昨晚，军团政治部通知各单位根据实际情况各自组织纪念。上午，供给部召开了总支联席会，我为庆祝党的生日作了即席讲话。首先回顾党14年在斗争中逐步成熟壮大的过程，继而提出摆在我们面前的几个重要问题，号召大家切实解决好，以实际行动庆祝建党十四周年。

　　此时，红军部队正值通过藏区的长征途中，也是十分艰难时期，缺吃少穿，军团政治部就通知“各单位根据实际情况各自组织纪念”，是实事求是之举。

　　赵镕在日记里记述的第三个“七一”节是1936年的纪念活动，但这次活动提到前一天：

　　6月30日，星期二，农历五月十二，晴，炉霍。上午，王济功队长来同我商量，提出明天是党诞生15周年纪念日，准备在今晚举行一个纪念会，大家聚在一起座谈座谈，希望我能给大家讲讲故事。就这样，晚上我们召开了一个座谈性的纪念会，学员们一个个拿着捻毛线、织毛衣的工具坐在一起，欢颜笑语，济济一堂，我也高兴地随便给大家讲了一些关于党的成立方面的故事。

　　从这天的日记看，王济功提前一天找赵镕商量举行纪念活动，说明此时“七一”节已经深入人心，成为红九军团（第三十二军）每年必过的节日。

　　林伟、萧锋的《长征日记》

　　跟赵镕同属红九军团的林伟，他的《一位老红军的长征日记》从1934年记到1936年，可他的日记是从1934年7月4日才开始写，没有“七一”节的记录。但接下来的两年日记里，林伟都记录有“七一”纪念日的内容。1935年7月1日，林伟在日记里记下：

　　7月1日（晴）。今天是我党诞生14周年纪念日。

　　林伟用字简练，言简意赅。1936年7月1日，林伟在日记感慨地写道：

　　7月1日（雨）。今天是伟大的中共诞生十五周年纪念日，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曾与强大的敌人奋战八年了，今天来到草地，为执行党的战略方针向北进军，完成与红一方面（军）会师陕甘，誓以克服当前困难，完成任务。……沿途下雨，弄得两脚泥水，疲惫得很。这里部队太多，拥挤在这块小地方，风大无柴，开水烧不成，有的在露天架起了帐篷，天又下雨，大家蜷缩在一起，干咽一些青稞炒面，以待天明。

　　红一军团萧锋的《长征日记》，记录内容“就是我参加长征时期在这个极端艰苦的岁月里写的。它记下了从1934年10月至1936年11月我亲身的经历和所见所闻”。所以，1934年的日记，萧锋也没有“七一”的记录。但萧锋记录有1935年的“七一”庆祝活动：

　　7月1日，晴。晨七时出发，经王家寨到马塘宿营，行程70里。宿营后，朱瑞主任在军团直属队主持军人大会，庆祝党成立14周年。聂（荣臻）政委作了简短讲话，他要求全军指战员以实际行动贯彻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的决议，继续北上。

　　因在长征途中，战事紧张，物资匮乏，1935年的“七一”节纪念活动也是以会代庆。

　　1936年的日记，萧锋没有提及“七一”节，应跟战事紧张有关：

　　7月1日，阴。东北军骑六师十六团撤出了黑城镇，在彭家庄附近停下。我团奉师令，下午五时出发，进入黑城镇驻防。要随时提高警惕，防止敌人捣乱。

　　1934年“七一”节为首次党建纪念日

　　依据赵镕、林伟和萧锋三人有关“七一”节记述的日记，基本可以推断“七一”节是瑞金时期确定的。《辉煌之路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一大至十九大》也记载，共产国际在1938年前也曾过“七一”节：

　　1936年7月1日，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了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15周年宴会。《共产国际》杂志第七卷第四、五期合刊发表了纪念中共成立15周年的系列文章。

　　1938年之前，延安也在过“七一”。“1937年7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党的活动分子大会，周恩来作了《十六周年的中国共产党》专题报告。这是我党历史上第一次在7月1日开展党员教育活动，但报告没有提到党诞生的具体时间。”（柳建辉，《辉煌之路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一大至十九大》）这种说法值得商榷。

　　“一大”的开会时间是7月23日，把党的生日确定为7月1日，肯定受到了“八一”节的影响，所以确定“七一”节的时间要晚于“八一”节的确定时间，这个大事也应是毛泽东和董必武等人在瑞金时期商定的。据人民体育出版社1977年10月出版的《毛主席的伟大体育实践纪事》提及的“七一”节和红军日记中记录的“七一”纪念活动，可以推断赵镕日记记录的1934年的“七一”节，是红军部队第一次举办的党日纪念活动，也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过生日，并且是在惨烈的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度过的。

　　延安时期，毛泽东是根据红军部队已有的“七一”纪念活动，把这个重要的节日固定化，公开化。   

　　（摘自《文史春秋》2024年第5期 葛长银 余永静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