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上北外滩·睁眼看世界”之《赴欧》选载之三

梁启超欧洲行

作家文摘 2024年07月02日

  熊月之主编 严斌林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学林出版社2024年2月出版

  1919年梁启超(前排中)等在巴黎

  对于国内政局失望

  维新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在日本友人的协助下,东渡日本避难,开始其长达14年的海外流亡生活。1916年6月,众叛亲离的袁世凯病亡,护国战争取得胜利。梁启超又以在野身份暗中为皖系军阀、时任总理的段祺瑞出谋划策。但是,随后发生的府院之争、张勋复辟等政治事件,使得梁启超对于国政失去了信心。

  1918年底,一战结束,12月28日,梁启超偕蒋百里、丁文江、张君劢等人,从上海乘坐日本邮船会社的“横滨丸”西行赴欧。经新加坡,过槟榔屿,再渡印度洋,过苏伊士运河,横穿地中海,梁启超一行于1919年2月11日抵达英国伦敦,正式开始其一年之久的欧洲考察活动。

  梁启超在欧洲一年中,总括而言,是以巴黎为中心开展活动的。他于2月18日便抵达巴黎,在考察社会风情的同时,还代表中国做舆论的鼓吹。6月赴英考察,7月游比利时,8月游荷兰与瑞士,9月游意大利,12月游德国,可以说他将欧洲主要国家都考察了一遍。其间,他对于西方的政治、社会、文化、经济乃至民情风俗,都有了更为全面深刻的了解。

  在巴黎和会期间

  梁启超抵达巴黎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各战胜国在巴黎凡尔赛宫召开和平会议,中国政府也派出代表出席会议,并向和会提出了包括取消“二十一条”、收回德国在山东侵占的各项权利等一系列要求。梁启超虽然是以个人身份赴欧,但是他凭借自己的声望和影响力,在巴黎和会期间积极与各国政要见面沟通。

  他先后会见了美国总统威尔逊和英国、法国等外交代表,向他们表达了希望支持中国收回山东权益的愿望。同时,梁启超还以社会名流的身份受邀到法国“万国报界俱乐部”进行演讲,并借此机会向法国社会名流说明了山东权益对于中国的重要性,强调如果得不到合理解决可能会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触媒,得到在场听众的热烈欢迎。尤其重要的是,当时中国因南北对峙,军阀混战,北洋政府在巴黎和会中势弱声小。梁启超在此时,便以个人身份,成为向国内传递信息的重要中介人。

  国内的林长民等人组织了国民外交协会,专门请梁启超担任代表,以该会名义向巴黎和会请愿,表达中国民众对于收回山东权益的决心。当山东问题因日本政府在巴黎和会上的强硬态度而交涉失败后,梁启超又第一时间将这一消息告知国民外交协会,由此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股“拒签和约”的浪潮,并直接促动了五四爱国运动的发生。

  在此期间,梁启超亲自见证了巴黎和会现场各国政要为各自利益,钩心斗角。梁启超敏锐地指出:“这回和平喜剧,十有八九唱的是后台戏,许多变迁曲折情形,局外人至今还不明白。”也正是如此,梁启超看清了巴黎和会的本质,对于国际正义的梦想也就此破灭。

  一战战地考察

  梁启超还认真考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要战场。

  1919年3月7日至17日,梁启超考察了法国南部战场。他从马仑河经凡尔登,过洛林州,再进入亚尔萨士州,折向莱茵河右岸联军占领地,再假道比利时,沿着谟士河,穿过兴登堡线,抵梭阿桑,最后南返巴黎。

  第二次战地考察,梁启超4月由巴黎出发,5月中旬返回巴黎,主要考察了法国北部战场。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进行正酣时,梁启超就非常关注战争动态,在法国考察战场前,他又对战事经过和形势变化进行了全面研究,故在整个战地考察过程中,他都是驾轻就熟,并没有走马观花的感觉。梁启超将他对于战地考察的感想写成了《战地及亚洛二州纪行》《西欧战场形势及战局概观》等文章,这些文章都成为其《欧游心影录》的组成部分。

  巴黎和会结束后,梁启超又相继游览考察了比利时、瑞士、意大利和德国等国。他在比利时受到了比利时国王高规格的接待;在瑞士他登山观日出,还受到中国留学生的款待,在异国品尝到了中国美食;在意大利,梁启超在拿波里观看火山,观览威尼斯全城,尤其是在罗马,“日日与古为徒,几忘却尚有现代意大利人矣。每日玩奇披僻,晨出暮归,亦颇极劳瘁”。在德国,梁启超考察了很多城市,但是作为战败国的德国,市场萧条,各商铺多有歇业,使得他不仅体会到战败国的况味,也愈加相信欧战导致的全欧破产的真实,对于现代战争带给人类的灾难和怆痛,也有了更为深切的体会。

  重新审视中西文化

  梁启超欧洲之行的所思所感直接导致其旧有思想发生重大转变。他将目光转向西方社会内部后发现,随着资本主义社会机器大生产的发展,整个社会内部的贫富分化已经非常严重,阶级矛盾非常尖锐,已经到了必须用贫富战争才能解决的地步。由此,他对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也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的原因有了比同时代人更为本质性的认知。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梁启超欧洲之行,也成为他文化理念转变的一大契机,他由此开始重新审视中西文化。

  1920年1月23日,梁启超从马赛乘船返国,3月5日,抵达上海。他回国后,便告别了政坛,开始专心于文化和学术事业,致力于兴办教育、培养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