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述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2024年5月出版
美国官员的“隐性福利”
就美国当官而言，监督把人弄得没隐私不说，待遇也不高。饶是如此，还是有很多人削尖脑袋去当官，那是因为美国官员有一项重大的“隐性福利”。之所以称之为“隐性”，是因为他们常常在卸任之后才真正享受这种福利。
美国官员的官宦生涯结束是另一个精彩场子的开始，一般是到私企担任高官或顾问，焕发事业第二春。由官而商，这就是所谓“旋转门”。就军界而言，将军们卸任之后，到私企任职的比比皆是。地方企业用不到将军们的专业特长，但用得到他们在军队工作几十年积累的宝贵资源。
如果不是穿军装的将军，而是国防部穿西装的文官，可以通过“旋转门”互相串门。也就是说，不必一直在政府当公务员，退休了再去私企当高管，可以“商-官”两个角色反复串演。
“旋转门”的危害
美国POGO网站专门追踪“旋转门”现象，认为它至少有以下几大危害：（1）破坏公平竞争；（2）导致国防部采购价格过高；（3）制造效用不高的武器；（4）误导外交政策。
下面这个案例非常典型：德鲁因是国防部空军部负责空军武器采购的助理部长帮办（1993-2002在任），卸任一个月就到波音公司导弹防御系统担任副总经理。这在美国司空见惯，但2004年东窗事发，源于女儿“坑妈”。德鲁因先后对波音公司提出三个要求：（1）为我女儿找份工作；（2）再为我女婿找份工作：（3）最后为我找份工作，年薪25万美元，外加5万美元签约奖金。为此，她暗中帮助波音公司在竞标中击败所有对手，拿到60亿美元的大单子！和波音接洽这些事情，她让女儿去办，可惜女儿露馅了。
德鲁因只是一个被抓现行的“小虾米”，还有更多逍遥法外的“大鱼”。POGO网站“国防部旋转门数据库”显示，2008年至今，国防部高级官员和军官离任后有380多人到国防部承包商任职，其中四分之一去了排名前5的军火商，将军有25人，比如参联会主席邓福德卸任后去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当董事。
按照美国的规定，三个地方都应该保留有关数据：一是离任国防部的官员如果去国防部承包商工作，得向组织报备；二是雇佣国防部离任官员的国防部军火商得向政府报告有关数据；三是国防部自己也要建立有关数据库。
然而，上述三方都存在瞒报情况，而且瞒报数量惊人——50％的人都漏掉了。2004-2006年，承包商报告说雇佣的前国防部官员是1263人，实际数量则为2435人。瞒报了一半的人。POGO从国防部拿到有关数据后，发现被大量修改过。一方面，国防部不想暴露某些人；另一方面，国防部自己都是晕的，对自己有多少个承包商搞不清楚。前国防部长盖茨曾在媒体面前公开承认：“这很尴尬，但我搞不清楚到底有多少承包商在给国防部工作。”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谁通过“旋转门”受益总有人知道：一是国防部的承包商，二是为这些承包商工作的国防部离任官员的前同事。
“旋转门”无法根治的原因
美国对“旋转门”早有察觉，怎么就没有从制度上根除这种现象呢？
一者，表面上看，“旋转门”似有合理之处。支持者认为，国防部官员离任后到承包商任职，可以发挥余热，使承包商的设计生产更贴合军方需求；军火商通过“旋转门”进入国防部，也有类似作用。这既有利于人才双向交流，也有利于国防军事，个人组织双赢。
并且，在美国当官，待遇一般，但可以靠当官积累官场资源，卸任后大把赚——如果卸任之后还不让人家挣钱，谁还去当官？尽管“旋转门”有其存在的理由，而且这些理由看似有理，但就像“腐败能促进经济发展”的说法一样。实际上，“旋转门”是变相腐败的温床，只不过美国人做得更“艺术”一些罢了。从全世界几千年的反腐经验看，腐败现象似不可能杜绝，只能尽量减少，这可能是“旋转门”一直关不上的根本原因。
二者，美国不断出台法律限制“旋转门”现象，但收效甚微。
这些限制性法律本身存在漏洞，如规定国防部官员离任后不许到国防部承包商从事公关游说工作。实际上，这些离任官员可以不用亲自出马，而是幕后策划，然后派人实施。对此，不容易找到违规证据，法律不好界定是否违规。
有关法律规定不够完善，在执行上也不严格。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奥巴马提名林恩“违规”担任国防部副部长。伊拉克战争时期，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任命的陆海空三个军种部长全是军事承包商出身。看到这些现象，新总统奥巴马痛心疾首，一上台就颁布了一项道德行政命令：如果为国防部承包商工作的人两年之内游说过国防部，此人不得到国防部任职。
尴尬的是，他提名担任国防部副部长的林恩恰恰是雷神公司的总裁（2002-2009），而且干的正是游说国防部的活儿。奥巴马祭出总统豁免权，来了个“特事特办”：人才难得，就不要受法律约束了……这里的豁免权，指总统有暂时中止某项法律的权力。看来，在号称法治国家、法律至上的美国，也有人大于法的时候。总统打自己的脸带头违规，还怎么让其他人遵守，于是规定成了一纸空文。《纽约时报》早有评论：“这些规定有一个大Bug（漏洞）——高级决策者们不受此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