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维熙与钟紫兰的最后一张合影

　　旅行中偶遇一个小娃娃

　　行事磊落果敢的汉子

　　与维熙君相遇在1990年。那一年，我刚从部队转业回到北京。陈荒煤先生的秘书，也是我父亲老战友的女儿严平女士，通过我的妹妹介绍我认识了从维熙先生。初次见面，他送给我三本书：《断桥》《走向混沌》上部、《德意志思考》。

　　在部队从事医学临床工作的我，几乎没有时间，也难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文学书籍。这三本书于我而言，实在是太新鲜太及时了。他为我打开了一个很大的世界。同时，我也为他在书中所表达出来的见地、思想、才情而折服。

　　但我们之间毕竟有近20岁的年龄差距，嫁他为妻，难下决心。他看出我的犹豫，对我说：“我比你大了那么多，按自然规律得先走不少呢，你得有思想准备。”然后他笑了，接着说：“我是挖过煤的。煤分两种：一种易燃，也易灭；另一种点燃起来费些时间，但点燃之后能维持长久，我已经准备好了一大堆柴禾棒哩。”这话很能打动人，是不是？

　　也许纯属天意。那一天，我上夜班，白天到他家里聊天。门铃响起时，透过大铁门的栅栏，看见一位男子找从维熙。我抬手正要去开门，维熙君的声音从我身后传来：“等等。”看了看门外之人，说道：“对不起，××，今天我不在家里接待客人。你来一定是为‘工作’，‘工作’的事，明天到办公室再说。”说着，还顺手推上了大铁门的第二道锁，好像加强了决心。

　　后来听说，有一位了解维熙君个性的领导，得知××要来团结湖时，预料可能碰壁，赶紧乘车来拦截，还是晚了一步，那时节还没有手机。领导的车赶到楼下时，××已被拦在门外。

　　那时的我，虽不完全明白事情的枝枝蔓蔓，但却看到，站在我面前的是个行事磊落果敢的汉子。我愿意做这样男人的妻，与他相伴而行。

　　能看到比我更多的东西

　　维熙君当过记者，记者看风景的眼睛是不是有别于常人我不知道，我常纳闷，一样的景色，一样的地点，一样的时间，我看时会有唠叨，他并不多言，可等到他由此写出有景有情有见地的文章时，我总是感叹他的确能看到比我更多的东西。

　　大风天里，看见窗外大树上挂着的一块红头巾随风飘扬，他写出了《风标》；出门散步回来，他写出了《路边的棋摊》；雨天一只受伤的白鸽落在窗前歇脚，就有了《雨天，有一只白鸽……》；他坚持去路边的理发摊剪了几次头发，还拉着来看望他的一位老外也去体会了一把，这又为“居京琐记”添了一篇小文。

　　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与他相识不久的一天，他来我家看望我。因为自行车在路上掉了链子，我赶回家时，他已坐在楼下的石凳上，和两位闲坐的离休老干部聊得欢呢。后来他根据这次聊天的内容，写出了中篇小说《伴听》。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导演陈国星先生改编拍成了电影《聊聊》，还获得了一个大学生电影节的奖。

　　李国文先生曾对我说过：“维熙的散文写得很漂亮。”

　　有一回，应白冰先生的安排，我与他在漓江边小住。我们到江边看景，那是一个细雨濛濛的天气，江边竟有一只鹦鹉，一把伞，还有一条船和一个人，这就是我看到的全部。回到北京，维熙君写出了很美也很动人的散文《雨雾漓江图》。

　　维熙君很重感情，纪念友人的悼文写有几十篇之多。《最后的微笑》是送林斤澜先生的。2009年的一个下午，我陪同维熙君去同仁医院看望病重的斤澜先生。那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我们离开医院后不久，斤澜先生就离开了这个世界。他在悼文中写道：

　　我一下握住他的手，并轻轻地摇动着对他说：“还记得吗，1955年的冬天，我俩冒着北大荒零下30度的严寒，去北京青年垦荒队体验生活？距离今天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他眨眨眼皮，好像听懂了我的话语，嘴唇颤动了一会，轻轻地吐出个“一”字来。我无法得知这个“一”字的含义，一直守在他床边的布谷帮我解读他父亲的话说：“我爸爸说你们是一辈子的交情！”我眼圈红了……

　　在文祭刘绍棠先生西行一周年《蒲柳雨凄凄》的开篇，维熙君写道：

　　作为他年轻时最好的朋友，当他离我而去的时候，我麻木伤感的心绪，使我无法拿起笔来，写些祭悼他的文字。

　　1988年，绍棠因中风住进了北大医院……我闻讯后立刻赶了过去，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俯身到他耳边说：“绍棠，你一定能好，一定能好！”他摇摇头，嘴角蠕动了一下，但是没有能说出话来。泪水立刻从我的眼中泉涌而出，连喊：“绍棠——绍棠——你要挺住！”

　　乐意听邻居们高谈阔论

　　生活中的维熙君是位容易快乐的人。

　　他会打乒乓球，70多岁年纪时，常常换上运动衫，肩上搭块毛巾，去院子里和邻居打球。看见孩子们在院子里玩球，他也得去踢上两脚凑个热闹。有一回，他竟然和孩子们玩上了老鹰捉小鸡的游戏……孩子们乐了，称他为“老顽童爷爷”。他为这个称呼很是得意。

　　通常，维熙君一天下楼两次取报纸杂志，顺便就在楼下与院子里的邻居聊天说话。他很乐意听他们的高谈阔论，家长里短，是是非非。他说那才是生活的本色。

　　生活中，他爱打麻将，爱喝酒，养过蝈蝈，喜欢古典音乐，爱听京戏。他爱唱歌，嗓音很不错。聚会时，常主动要求唱上一曲。来了兴致，就我一个听众也不在乎，过把瘾就行。

　　比起民乐，维熙君更喜欢古典音乐。每年电视里播放维也纳金色大厅的新年音乐会，他都会带着我收看，一边看，一边还充当讲解。他还告诉我：在北京师范学校读书时，他就发现自己很有些音乐细胞。“要不是我的手太小，割开虎口也够不全钢琴的八度，我一毕业就去弹钢琴了。那就少了一个作家，多了一个钢琴演奏家了。”他不无遗憾地说。

　　如今，维熙君离开我已五个寒暑春秋。当时间将伤痛和难舍一点一点沉淀下来的时候，才有能力去回忆过往。可我还是会恍惚：维熙君只是下楼去拿报纸杂志……我知道，这种“恍惚”将始终伴随着我，直到生命的尽头。　　  （摘自6月27日《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