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芜(右二)与少数民族作家意西泽仁(左一)，左二为蹇先艾、右为陈之光

　　相较于三次南行，作家艾芜一生仅有的三次回乡，多少显得有点冷寂。大约“南行”成就了“一代流浪文豪”，具有强烈的公共属性和研究价值；而回乡是艾芜个人精神私域，人们便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弥补34年里失掉的养分

　　艾芜于1949年加入中国作协，1952年即成为中国作协驻会作家，生活在北京东总布胡同22号。和他一起成为驻会作家的，有周立波、张天翼、艾青、冰心、白朗、罗烽、赵树理等。

　　1955年6月，他和妻子王蕾嘉，在阔别故乡34年后首次回乡。据艾芜侄子吴再洪在《艾芜的内亲外戚》一文中所述，艾芜此次回乡，是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回当时的新繁县调研。他调研的第一站是当时的重庆第三区金刚坡乡，调研的课题是互助合作以及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民主评议工作。

　　母亲的早逝使他把对母亲的眷恋寄托在母亲的姊妹中，因此，这次回乡，调研之余，就是委托当地的干部和朋友帮忙寻找他记忆中的四姨夫吴实秋、四孃刘华芝。在挨家挨户询问了几十家人后，当地干部终于在新繁米市坝一条巷子里的一个小院落，找到了刘华芝，而他崇敬的四姨夫吴实秋早在1940年就离开人世了。

　　亲故凋零，家山巨变，但好在清流依旧，他放下世俗观念里功成名就者的矜持和稳重，用乡音、旧俗和对故乡人事博大而深沉的爱，弥补他离开这34年里失掉的养分。

　　艾芜幺房堂叔的儿媳刘汉萍还记录了艾芜此次回乡的一个细节：生活俭朴的艾芜显得异常“阔气”，回到清流的时候，一个孩子给一个硬币，汤姓的孩子个个都有份儿。这样的“豪气”与其说是他对亏欠故乡的补偿，不如说是他对故乡发自内心的感恩。更为重要的是，这次回乡为他再一次南行以及往后澎湃汪洋的文学创作积蓄了强大的能量。

　　肉体和精神的双重回乡

　　1961年9月，当他启动第二次南行的时候，故乡是给予他原初动力的源头。这一次回乡，也给艾芜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营养。他在故乡写完了一万三千字的短篇小说《夏天》。现实社会中的真事，便是此次回乡提供的文学营养。他从故乡的调研经历、感受、体验中展开思考。类似《夏天》这样的短篇，以及更早前的《春天》，都深深地烙上了故乡的生活原色。

　　第二次回乡的艾芜已经过了花甲之年，但他认为自己还有余勇可贾，尚有高峰未攀。

　　从上世纪70年代晚期到80年代晚期十多年的文学成就回看，他乡路上的收获其实一直在以根底故乡的形式呈现——和那些通过表达出发、到达与守望等主题的作品中体现出来的精神回乡不同，艾芜这一次肉体和精神的双重回乡，其体感、触感和情感无疑都要丰富和深刻得多。

　　从京城坦然回到清流，从一个享誉文坛的大作家，安然融进故乡，融进故乡那些文学后辈文学创作的日常，艾芜第二次回乡对文坛的启发，尤其是对文坛予以清正源流的激荡，其价值可比肩乃至超越于他的第一次南行。

　　但这一次回乡所遇到的困难，外界却极难深悉。他在日记和写给王西彦的信中如此记录：“打算把家迁回到四川。”“为了搬家，整理十来年的书籍，写作资料和朋友、读者的信件，就够忙了，没有心情写作。”内中还有一个原因，是大女儿汤珍妮（艾芜原名汤道耕）生病住院，他和妻子需要家里医院两头照顾，这一时期，他自己也生了病，原定好的启程日期不得不一拖再拖。

　　愈来愈清楚自己的使命

　　1965年11月底，按照中国作协“在京驻会作家大都要返回故里，或者全部都要半工半作、半农半作才好”的要求，已在北京生活了13年的艾芜，不得不克服迁居带来的种种困难，从北京返回故乡。

　　原定的回清流乡下居住，后来因为在成都解决了住房问题，便决定定居成都。大约到这一年的11月8日，全家终于从北京迁回成都，住在新南门附近、锦江边的十七街三号院，与戈壁舟、安旗夫妇为邻。

　　汤珍妮的病，治了一年，回到成都的第二年冬，终于不治，得寿仅30岁。这大约是艾芜从北京迁回四川后，第一桩让他伤心的事。饱经离乱，又经历了白发送黑发的痛楚，艾芜对故乡、对亲情更为看重，他愈来愈清楚他的使命，就是要通过文学写尽家族移民的苦难史、艰辛的创业史、家族的盛衰史，让川西坝子、岷沱流域秀丽的自然风光、古朴的乡风民俗、童年生活趣事，尤其是那些和他深深浅浅以亲情、乡情和文字情而共同生活过以及相互了解、彼此祝福的可爱的人，通过文字留下来。

　　1985年8月，艾芜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回乡，艾芜陪同国外艾芜研究者回到位于清流镇的故居。看到故居破败的房屋，艾芜有些伤感。当晚，他在日记中对这次回乡做了细致的记录。或许他已经预感到这是他最后一次回乡，又或者，他清醒地意识到，他已经没有能力开始他文学生命里的第四次南行了。（摘自6月24日《文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