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婶出门的时候，抬头看看启明星的位置，知道自己比往日出来得早了。
珍婶出了村庄，走上那条光溜宽敞的乡村公路。路两旁是高大的钻天杨，树与树之间种植了许多花草，此时开得最好的是黄菊和翠菊。珍婶停在一簇翠菊前蹲下来，捧起一朵嗅了嗅，一股淡淡的香气钻进鼻孔里。珍婶喜欢翠菊的优雅又不失艳丽的小花朵。
十几年前，珍婶自家的院子里种过许多翠菊，一到秋天就开得热热闹闹的。后来就没有心情养了。此时珍婶心里的一块柔软之地，被这些小花朵唤醒了，嗅完花香，她掐下一朵戴在鬓角上，这才站起来继续往前走。
那朵小花在珍婶的鬓角灿微微地开着，珍婶心情愉悦起来，看哪儿都美哒哒的。每天走的也是这条路，怎么就没觉得路上的风景这么美呢。往日身上背负的东西太沉，沉得让珍婶总是弓着背行走，脚步匆匆忙忙。
珍婶在柳河火车站的站台上卖茶叶蛋，也卖一些地方特产，如柳河干豆腐、柳河烧鸡，还有自己采的松蘑、酸枣、野核桃啥的。珍婶从不像别的小商小贩那样随意抬高物价，给的分量也足。她说，哪怕缺少一两，她都会良心不安。
十几年如一日，珍婶在这条路上穿梭，那时候珍婶才四十岁出头，还是一头黑发，还是挺直的腰身。
早上六点十分那趟车，在柳河车站停车五分钟，这条线上的常客都知道柳河车站有个卖茶叶蛋、土特产的女人，很多人都愿意买她的东西。五分钟后，珍婶的袋子篮子都空了。珍婶看一眼那列绿皮火车像竹节虫一样，消失在一座山的后面，就匆匆往回赶。她出来时儿子还睡着，她得赶回去叫儿子起床上学，还有院子里的鸡鸭鹅、地里的活计都等着她。
今天珍婶不是去柳河车站卖东西的，她是去坐火车的。珍婶要坐一回看了十几年却一次都没坐过的那列火车。
仲秋略带凉意的风中，弥漫着庄稼成熟的香甜气息，看着那些饱满的庄稼，不知怎么珍婶就想起了自己的男人。
珍婶的男人在村上当村书记，很忙碌，老百姓的鸡毛蒜皮的事都得管。男人是好干部，村里人都这么说。珍婶却情愿男人别太好，做事别太认真，那么男人也就不会无辜地死在一个间歇性精神病人的刀下了。
不堪回首的一天，时隔十几年，依然让珍婶疼得不行。
那是个星期天，外面下着大雨。在县城读高中的女儿回来了，珍婶包了饺子给女儿改善伙食。一家人正吃着，村里一个女人顶着大雨跑进来，说她患有间歇性精神病的男人要杀自己的儿子。珍婶的男人放下饭碗就随着女人跑出去了。珍婶没往心里去，母子三人继续吃饭。等有人来报信，说珍婶的男人被那个精神病人砍了，珍婶吓得魂都丢了，被来人搀着来到出事地点。被砍断脖子大动脉的男人，血都快流干了，已经不能说话，只留给珍婶一个复杂的眼神。
那年女儿十六岁，儿子十二岁。珍婶的天空在那天，轰然倒塌了。珍婶一直不能在那个阴雨天里走出来，直到两年后女儿考上大学，几千块钱的学费难住了她。那个夜晚，珍婶几乎一夜未眠，直到启明星升起来。那颗又大又亮的星星，让珍婶想起男人去世时的眼神。
三天后，珍婶开始去柳河火车站卖茶叶蛋。珍婶在那个小小的站台上，让儿女顺利地完成了大学学业，后来女儿还读了硕士研究生。两个孩子毕业后都留在了省城，工作也都体面，女儿已结婚，有待生子。儿子也按揭了一套房子。两个孩子都不让珍婶干了，让她跟他们去省城。珍婶不愿意去，她还没到养老的时候呢，五里地的路她走惯了，还有几亩地，还有院子里的鸡鸭鹅，还有她生活了三十多年的村庄。村庄的人越走越少了，有些土地都荒芜了，她不愿意随这个潮流。可就在昨天，她的生意被叫停了，这条线上的这列绿皮火车，今天最后一天运行，明天就停运了。
家里还有些存货，但最后这天，珍婶不想卖了，她把剩余的东西打包了十份儿，每份里五个茶叶蛋、一斤干豆腐，剩下的五只烧鸡，一分为二切开。她想用这些作为礼物送给那趟车的乘务人员。她不知道那列车里有几个乘务人员，也不认识他们，她甚至在那忙碌的五分钟里，都没有时间看过他们一眼，但这十几年的岁月，是他们与那列绿皮火车一起陪伴着她走过来的，那些岁月劳碌辛苦，却是最美好的。
珍婶到车站的时候，站台上静悄悄的，离那趟火车抵达的时间还有四十分钟。珍婶走到一旁的一个长条木椅前，像以往看到的旅客那样坐下来。其实珍婶并不累，她今天轻松着呢，但她想像模像样地坐一次火车，每个程序都要走一遍。
距火车还有十分钟抵达的时候，珍婶站起来，站到那个写着柳河火车站的站牌下，等待火车的到来。小小的站台一眼就能望到头，望不到头的是两边延伸而去的铁轨。珍婶看着延伸而去的铁轨，思量着自己去哪儿。她本想随意来的，想到女儿再有两个多月就生产了，小外孙的小被子小衣服都没置办呢。就去兴远城吧，顺便把这事给办了。
当那列绿皮火车披着一身霞光，从远处驶过来的时候，珍婶的心跳禁不住地快了两拍。 （原载《芒种》2024年第6期，原刊责编：李佳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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