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县刚开始实行二胎结扎，谁带头谁有奖励。张爱香是整个长枪吴大队第一个做结扎的人，大队奖励她二百元钱。相当于他们的二百元在外周转几天，又回来了。张爱香刚回到家不几天，校长告诉杨引庆，说小分队说了，结扎了也不能再教学，因为他们是违反政策在先，结扎在后，所以该奖的奖、该罚的罚。

　　这时张爱香已经出了月子，夫妻二人去找计划生育小分队论理，队长支支吾吾，随后说是大队书记的意见。二人又回来找支书杨茂渠。杨茂渠吸着烟说：“国家规定公职人员不能生二胎，你们这些带指标的民办，也得按那个执行，所以要停了你的工作，这两天就收拾一下，先回去吧。”

　　“先回去，是啥意思？回哪儿去？”

　　“回哪儿去？回家去呀。”

　　“我们已经带头做了结扎，在大队树了典型，出的有证明，奖励的有钱，那就不应该再追究之前的事了。”

　　“你生了二胎，这就是既成事实，上面追查下来，都是事儿。所以，你先回家，等过了风头再说。”

　　“我是公社带指标的民办，这个事应该跟公社文教干事商量一下，由他们来拿主意，而不是大队来定，也不能小分队说了算。”

　　“谁拿主意都一样，都是你违反了政策。”

　　申辩也没有用，杨茂渠给校长说了后，课也不给他排了。过了几天，学校来了一个外村青年，接替了他的工作。

　　引庆又到公社去论理，文教干事说了一大堆这样那样的政策，只是不说他能否继续复课，让他先回家去。杨引庆又找公社书记，书记说，打了不罚，罚了不打，二百元奖励退回来，还回去教学。杨引庆当然愿意，立即拿了钱要退给大队，杨茂渠却说，没有得到消息。叫他去公社拿回书记的手谕。杨引庆想，这其中定有端倪。几天后，得到消息说，新来的年轻人，是公社文教干事的亲戚，文教干事和大队支书杨茂渠两人捏成的这个局面。

　　杨引庆在家生了几天闷气，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怎么也无法接受这个局面，给妻子说：“咱上北京，去告状！”

　　“能告赢不？”妻子问。

　　“拿上咱全部的东西，结扎证、大队文件、优秀教师证明，都带上，我就不信告不赢。”杨引庆当时只有二十八岁，他不信世事由人来捏，他不信好好的人能叫别人来欺。

　　问亲戚借了几十块钱，拿着不足一百元，夫妻二人准备到北京告状。把两岁的闺女交给伯妈，二人抱着不足百天的儿子，张爱香坐上大哥天德拉的架子车，到火车站，买慢车票坐到许魏，在许魏车站买了到郑州的车票。二人竟然不知道许魏有直达北京的火车，在车站售票处也没有问。杨引庆没有问，张爱香更不知道要问，丈夫是她的天，教师丈夫都不知的事，她一个小学毕业生更不知了，想都不会去想。总之他们以为郑州才有去北京的火车。那可是北京啊，哪能那么随便就去了，在他们的意识里，从前杨去北京要经过必不可少的几步：出前杨离了长枪吴大队，路过九道街公社，到达县上车站，到地区许魏、省会郑州，再到北京。行政区划不是这么规定的吗？

　　颍多湾老县城本在铁路东面两三公里的地方，自从清末京汉铁路修通，这里便有了一个县级火车站，但是铁路有自己的方向，它笔直地由北向南，不会因为照顾一个县城而弯着向东扯上几里地。只是将站房和站台修在铁路东面，和县城遥遥相望，于是大片田野上一个小小站房，赶火车的人无论白日或星夜向此奔赴。火车站才是通向外面世界的窗口和纽带，这里慢慢繁华，商店邮局电影院之类建设起来，六七十年代，一些政府机构迁往火车站这里，电影院被评为许魏地区十大建筑，老县城逐步冷清，车站一带日益繁华，功能逐步取代了县城，但人们还是沿用老习惯把这里称为“车站”。

　　经过两个夜晚一个白天的转车等车，每人花了快三十元的车票，终于抵达北京。他们在火车上打听到北京有个上访接济站，是专门接待全国各地上访人员的，于是一路找到那里。一个很大的院子，里面有楼有平房，吃住不用花钱，男女分开，张爱香抱着孩子到女人的房子里，杨引庆在男人这边。房子很大，一间屋住十来个人，到开饭时，自己去领，盛好在大碗里，有米饭、面条，有时候是蒸馍配一份菜。到底是首都，接济站吃的都比家里好。

　　引庆说到天安门去看看。

　　“咱来告状哩，还有心思看天安门？”张爱香说，但也不是反对的语气。

　　“是个中国人，到了北京，咋能不去看看天安门。一辈子可能就来这一回了，到毛主席纪念堂，把咱的冤屈给他老人家说说，可能会保佑咱告赢哩。”

　　虽然北京的街道宽阔笔直，但两个乡下人还是会迷失方向，引庆在前杨还算个挺中用的人物，大人小孩尊敬着，但到了北京，他啥也不是，不知在哪个关口上搞岔了，总觉得天安门的正前面是东。告诉自己这不可能，只能是自己搞错，北京是不会错的，整个天下的东西南北都是不会错的。但他们仍然不知道往哪里去，在家时气势汹汹要来北京告状，自己占着极大的理，此冤不伸，天理难容，但到了北京，他发现一个可悲的事实，根本找不到要去的地方。在家里时，北京是目的地，但到了北京，该去哪里？他这点事，在北京人眼里，比芝麻还小。接济站里乌泱乌泱都是人，来自全国各地，有好多都是人命官司，都要到哪个部委讨个政策要个说法。有的人几天就可以解决问题，收拾东西走人，有的人住了十天半月没有进展，每天出去打听消息，排队等候。

　　向接济站的人说了他们的情况，有人说，应该去国务院的信访办，有人说应该找教育部，还有人说应该找国家计生委。一时间老虎吃天，不知该去哪儿。引庆决定能找到哪个就先找哪个，于是两口抱着孩子在外奔走，带一罐头瓶的水，渴得顶不住了喝一点，早上多吃点，中午饿着，下午回接济站吃饭。这是他们第一次到大城市，忽吞一下就是北京，迷茫不知所措。 （选载之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