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霭龄与孔祥熙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次日，国民政府开始帮助在港要人及其眷属脱险。10日凌晨，载有宋庆龄、宋霭龄的航班自香港飞抵重庆，同行人数有限，但接机群众见有人携洋狗下机，导致期待亲友脱险而未能如愿的人们心生不满，于是有传言此狗为兼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与财政部部长的孔祥熙的夫人宋霭龄所有，舆论大哗，是为“飞机洋狗案”。

　　民航困境

　　太平洋战争爆发当日，国民政府交通部在港12架客机被炸毁9架，故可搭乘飞机撤离的人数依旧十分有限。撤离过程中，中国航空公司具有极大自主权。虽然每名乘客的行李限重10磅，但当机航组总工程师索尔金斯基家人携两只腊肠犬、机航组主任夏普的未婚妻携一只斗牛犬登机时，却得到驾驶员麦克唐纳的许可，而携带政府文件的宋霭龄则被严格限制行李重量。

　　此事件反映了战时中国民航的困境。坊间早有“中国航空公司者，实一美国的中国航空公司耳”的评论。从制度看，中方在该公司持股55%，且董事长和总经理由中方人员担任，但在国民政府交通部管理下，该公司权责不明。直接关涉航空载运业务的核心部门机航组为美方控制，且驾驶员、机械师、无线电管理员等技术人员均由美方培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海外部部长陈庆云在1941年初就建议交通部设法争回职权。此时，“飞机洋狗案”成为中方争取民航管理权的契机。

　　民航抵渝之际即为“洋狗属孔祥熙夫人”的谣言生成之时。最早公开报道此次事件的是当时在机场的重庆《新民报》采访主任浦熙修。12月11日，浦熙修拟发“孔夫人爱犬飞渝”消息，但原文被扣押，于是将消息混在小栏目“重庆风”花絮中，题为《伫候天外飞机来喝牛奶的洋狗又增多七八条》，并加以醒目边框登出。

　　《大公报》主笔王芸生听闻社长胡霖未能返渝及“飞机洋狗”事，甚是气愤，于12月22日发表社评《拥护修明政治案》：

　　譬如最近太平洋战事爆发，逃难的飞机竟装来了箱笼、老妈与洋狗，而多少应该内渡的人尚危悬海外。

　　这种模糊、分散的碎片化报道更易传播。因此，与洋狗一同返渝的孔夫人、前去接机时与洋狗有过接触的“孔二小姐”孔令伟及背后的孔祥熙，一时成为众矢之的。

　　该案很快发酵。西南联大学生中有传言称，“飞机洋狗”谣言涉及的孔令伟来昆明，在银行楼上窗口撒钞票引街上行人争抢，逗自己开心取乐。消息传出，学生中激起“倒孔”运动。

　　多方因应

　　针对此事件，蒋介石在谣言传出当日就让交通部查究明白。此后，在12月29日又嘱交通部致函《大公报》更正，称曾亲询孔夫人，“知绝无其事”。30日，交通部在《大公报》辟谣，称“至美机师两人，因有空位，顺便将洋狗四只，计三十公斤，携带到渝，确有其事”，但“决无私人携带大量箱笼、老妈之事”。

　　1942年1月1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报告认为，“飞机洋狗案”为“倒孔”运动发生之远因，且“奸党分子更欲伺机活动”。至此，国民政府对“飞机洋狗案”的工作重心从澄清谣言转变到防止“奸党”借题发挥等方面。

　　当前学界认为，中共地下党在“倒孔”运动中的表现并不突出，西南联大学生党员属于自发参与运动。但一封信函反映出中共在其中的作用。1941年12月31日，重庆《时事新报》刊登了一封读者来函，作者自称为中国航空公司职员及“一个幸与狗同机逃命的人”，来信指出该公司“总工程师”“管飞机航行的主任”以及“飞机师”都带了狗，且并非见机上有空位而临时起意。

　　《时事新报》虽为孔祥熙控制的报纸，但报社有不少单线进入的中共党员，比如曾任主笔的中共党员张友渔即是由时任南方局副书记的董必武授意入社工作。来信虽可为孔夫人正名，但呼吁严惩法办“以平息一般人的气忿”显非孔家授意，其得以顺利刊发，与报社左翼色彩不无关联。

　　日本作也在关注并利用该案。《读卖新闻》1942年3月14日称：“救援飞机被孔家独占，女儿、女仆和7只爱犬乘机，连财物都载着……”国内日伪报刊也以该案指责孔祥熙“大发国难财”。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方意在“摧毁重庆政权的抗日意志”，因此夸大谣言。

　　抗战记忆

　　在中国航空公司飞行员的回忆中，该案总被津津乐道。飞行员雷诺称该案为“丑闻”：“事实上，这些狗没有剥夺任何人的位置，因为它们被安置在乘客所无法容身的空间。此外，这些感到震惊的旁观者应该也知道，孔夫人对狗过敏。”

　　然而，国内当事人面对“丑闻”却“不在乎澄清”。报人王芸生等人对“飞机洋狗案”的回忆成为塑造孔祥熙“皇亲国戚”“横行无忌”形象的重要话语。亲历“倒孔”运动的西南联大学生在回忆中提及该案，对于“洋狗院长”“最后一架飞机是装孔祥熙的家人”等信息记忆深刻。

　　抗战之际，相比于宋庆龄，姐姐宋霭龄多以负面形象呈现。国内报刊曾这样比喻二人：“假使孔祥熙夫人——宋霭龄女士——是一头雌老虎，那么她（宋庆龄）是一头驯服的羚羊”，还有俗语说：“孔夫人爱黄金，蒋夫人爱权力，孙夫人爱中国。”宋霭龄虽也参与政府建设，但作为“孔祥熙夫人”，因财政特权与官僚作派多遭诟病。

　　“飞机洋狗案”虽在1942年即被平息，但该案在后来常被提及。张恨水在其小说《巴山夜雨》中以孔令伟为原型创作出一位“比军阀还凶”的方二小姐，并借主人公之口说：

　　二小姐不是说不怕演讲，不怕登报吗！对不起，我算唯一的武器就是这一点。

　　（摘自《抗日战争研究》202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