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困交加下的潜伏者们

作家文摘 2024年07月05日 ·秦 正·

  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工部机关的同志在一起

  手捧着纸页枯黄的平津地下党史料,方知当年的潜伏者们并非都像一些影视作品所呈现的那样,在敌占区过着食必粱肉的生活。事实上,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人,是在危困交加之下出生入死的。

  地下人员生活最苦

  阅读“平委会”(即华北城工部下设平民工作委员会)那些普通隐秘者的回忆文章,发现“生活很艰苦”“生活确实艰苦”“救济”等词句频频出现。兼管北平地下党经费的电台负责人李雪回忆:

  地下工作者的生活是很艰苦的。有职业掩护的同志略有微薄的固定收入,像当过教员的佘涤清、杨伯箴、张青季等同志和当大夫的崔月犁同志,他们的日子还算过得去。有的同志没有职业掩护,只靠150斤小米过日子,生活就相当艰苦……

  最为艰苦的还是做平民工作的地下党员。平委会书记赵凡进城后,与赵凡接头的地下党负责人刘志就住在一家油盐店里,和酱园的工人一起腌菜、打扫卫生。平委会几位领导的吃、穿、住也都平民化。赵凡本人以布贩为身份掩护,每天一早与地下党员单学斌一起到东晓市等地摆摊儿,有任务时把地摊交给单学斌照应。

  外三区区委委员、北支兵工厂地下党支部书记刘振中,负责发展经营很多地下关系,有时修理自行车,有时帮别人焊个洋铁壶,有时蹬三轮,收入十分微薄。家中老少5口人顿顿饭都是吃杂面窝窝头,喝开水就咸菜,妻子怀孕时也是如此。同志见他生活实在困难,有时会设法接济他一些。1947年底,刘振中被捕,牺牲在监狱里。

  即便如此窘迫,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工部部长刘仁还是指示李雪“对平委的经费要卡紧一些,因为他们生活水平与‘身份’稍有差别,就有暴露的危险”。

  自力更生克服困难

  为解决困难,经上级批准,外五区区委书记孙春元着手筹建“广合”口袋厂,上级下拨了50万经费,孙春元动员七八位同志集资解决了几百万。孙春元侧重领导地下工作,支部负责人李涤平带领李继贤等党员和群众侧重经营口袋厂。所卖口袋由解放区供销社进货,销往全城大小布店和摊商。孙春元回忆,经李涤平等人惨淡经营,盈利不少,解决了一些地下同志的生活困难和所需经费。

  由于经费拮据,当时奔波于平津与解放区之间的地下交通员们面临两大困难,一是饭吃不饱。交通员跑路多,伙食定量不够吃;二是鞋不够穿。一年配备6双鞋根本不够。刘仁得知后亲自批准,将交通员伙食定量增加到一天两斤。有一次刘仁安排交通员们打牙祭,让大家敞开肚皮吃包子,结果平均每人吃了近两斤。鞋增至每人每年8双,如此还不够穿的话,刘仁就教大家打草鞋。

  李雪在解放区时,曾负责为“进城”的同志配备“行头”。因经费拮据买不起成衣,他们就设法买些土布、洋布,指派针线活娴熟的女同志缝制各种百姓常穿的衣装。为避免引起敌人怀疑,他们让身边同志代穿一段时间,穿旧了再配发给“进城”的同志。他们还琢磨出一个办法,即回收从城里调回解放区工作的同志的衣服。

  不过,这种办法也会造成疏漏甚至险情。一次,李雪将回到解放区工作的张三的大衣发给即将进城的李四。李四碰巧进了之前张三所在的学校,有同学认出她穿的大衣是张三的,好奇地追问她为什么穿张三的大衣,张三去哪儿了?此事犯了隐蔽工作大忌,受到刘仁的严厉批评。吃一堑长一智,李雪随后开始逐件登记回收来的衣物,但只能记下衣物主人到根据地后的姓名,因这些同志在城里的姓名等信息,李雪是不能打听的。

  600两黄金暗战平津

  据李雪回忆,解放战争期间,华北城工部下拨给平津地下党的经费总额为600两黄金。

  据李雪回忆,抗战胜利后,地下党“在天津,用从日本人手里接收下来的‘老头票’(伪币),倒换成黄金,在裕丰大楼开了个贸易行,由一位黎先生做经理,由李振中、林仁和一位姓王的同志作工作人员。结果赔了本,余下的资金都买成美国面粉。后又利用一些有经商经验的群众关系从根据地运出货物,到城里卖出作为本钱,再去做生意,结果也失败了。“最后刘仁决定还是从解放区运出黄金作为城市工作经费。运送黄金的任务由韩伯平来完成。1947年和1948年,韩伯平两次化装成商贩,一次从解放区(霸县)用船装运大白菜到天津,白菜里面藏了黄金;另一次用独轮车推着油篓,把金子藏在油篓里,运到天津。一共运来黄金六十条(六百两)。”

  考虑到李雪在解放区曾经管理过派出同志的经费,刘仁指派他兼管北平地下党这笔经费,并提出使用时要注意节省。李雪在天津从韩伯平手中接下黄金后,立即分散储藏,分批向北平转移。其中一次,李雪把一些黄金藏在一部留声机里,坐火车软席从天津拎到了北平。黄金转移到北平后,李雪将其分散储藏。每个月,北平地下党各委员会负责人与李雪单线接头,提出经费需求,大家都自觉节约,严格按照“脱产”干部每月150斤小米的标准领取,只有特殊身份地下党员的特殊需求可以实报实销。

  刘仁始终跟踪掌握这笔经费的开支情况,对每笔开支都必须清清楚楚,而地下工作的特殊性又要求不能留下任何文字记录,李雪只能凭脑子记。每次李雪回解放区,刘仁都要听取经费使用情况汇报。多年后李雪回忆:“每次汇报工作,只要不挨批评,我就十分满意了。”   (摘自《炎黄春秋》202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