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玉背靠玉氏山房的阴沉木

　　金庸原配杜冶芬、本文作者和黄永玉先生（自左至右

　　“我永远喜欢上海”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初识黄永玉先生应该是在1995年岁末。这是他阔别上海二十年后，再一次来到这座令他魂牵梦萦的城市。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永远喜欢上海，虽然我年轻时代的生活无一天不紧张、不艰苦，我仍然怀念它，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替代。”先生此行目的是要寻觅青春的印迹，踏访久违的老友。

　　他借居在影星王丹凤在“陕南邨”的家，每天客人络绎不绝，“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小小客厅充满了欢愉与温馨。我也跟着几位画家朋友一起去凑热闹，起先大家还都有点拘束，但黄先生的洒脱、豪放和幽默，很快消除了我们的紧张感。

　　老人健谈，从佛罗伦萨、巴黎谈到凤凰、张家界；从达·芬奇、罗丹，谈到齐白石、张大千；从莫扎特、普契尼、卡夫卡，谈到弘一法师、沈从文……不过，说得最多的，还是那些同命运、共患难之友。他左手托着烟斗，深深吸了一口，又慢慢吐出，一缕青烟袅袅婷婷，在屋内弥漫开来，思绪似乎随着轻烟飘回到过去的岁月。好大一会儿，才喃喃地说：“乐平、野夫、西厓这样的好人都去了。作为朋友，我却连去医院看看他们，陪他们说几句话的机会都没有。我常常责备自己在那个动荡的时候忘记了他们。我不是缺乏勇气，只是当时自己的事情也搅得乱七八糟而脱不开身。要是他们现在还活着该有多好啊！我可以陪着他们在我意大利的家里住住，开着车子四处转转。这明明是办得到的。哎！都错过了，年轻人是时常错过老人的。”怕老人过于伤感，大家连忙把话题扯开：“还好，我们没有把您错过。”

　　在上海的那些日子里，黄永玉先生始终被浓浓的友情包围着。他见到了张乐平夫人冯雏音，见到了作家黄裳和辛迪，更出乎意料地见到了暌违近半个世纪的挚友殷振家先生。殷振家先生是一位正直善良、才华横溢的戏剧导演，然而却一生坎坷，晚年妻子又重病缠身，生活窘迫。黄先生得知后，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停地画呀画，然后把这些画作交到老友手上，再三叮嘱，需要用钱时尽可去卖。

　　临别前，永玉先生告诉我他在上海亲历的一件小事。有一天，他乘坐出租车，当开车的女司机得知他是画家时，显得异常兴奋，说自己丈夫也喜欢画画，只是工作不太理想，整天起早贪黑，赚那少得可怜的工资，勉强维持生活，自然也就无暇再拿起画笔。于是，她决定辞职，出来开出租车养家糊口，以便让丈夫腾出时间去画画。她说，丈夫勤奋，有天赋，只要坚持下去，相信他一定会获得成功。永玉先生听了，感动万分，抵达住所，立即送了本画册给那位女司机，并且要她转达“一个画画的”对“另一个画画的”的问候和致意。

　　老人觉得这件事看似微不足道，却是他上海之行的额外收获——这显示了一座城市的胸襟与气质。“所以，我喜欢上海是有理由的。”他微笑着，眉宇间还夹杂着几分孩童般的淘气和天真。

　　“每一个窗口就是里程碑”

　　香港回归前夕，我赴港拍摄春节特别节目，尽管工作日程排得满满当当，但还是抽空给永玉先生挂了个电话，原以为他可能已经把我忘了，没想到电话那头传来那爽朗的笑声：“哈哈，你来香港了？那来玩啊！”于是，离港前一日晚上，如约前往永玉先生家拜访。由于司机不熟悉道路，走了不少弯路，待到永玉先生家时，已接近十点了。我连连向先生道歉，可他却把手一扬：“没关系，反正我也睡得晚。只是，茶有点凉了。”

　　永玉先生的家位于中环附近的半山上，宽敞的会客厅有一长排玻璃窗，站在窗前，仰望苍穹，繁星满天，一轮明月挂在天际；远处摩天大楼的灯光闪闪烁烁。我被眼前的美景惊呆了，半晌说不出话来。永玉先生见我这副发呆的样子，笑了：“很美吧！可这样的窗口要是提早四十年来该有多好啊！我一生经历的窗口太多了，每一个窗口就是里程碑，一个记录。”

　　先生饶有兴致地跟我聊起有关“窗口”的故事。他说第一个窗口是家乡凤凰的老屋，“前面有树，中间有城墙，远一点就是山。阳光、雀鸟、老鹰，还有染房，有个高架挂满二十条丈布，那些色彩鲜艳的布一条条挂起，很好看，小时候，我常趴在窗口痴痴地看……”后来，永玉先生去江西信丰县民众教育馆工作，他在二楼的房间有一扇很大的窗。先生每天清晨都倚在窗口等当时的女友、后来成为他妻子的梅溪上班。只要一看见女友的身影出现，他立刻吹起法国号以示欢乐。第三个窗口则是香港九龙荔枝角九华径，1948年，永玉先生与新婚妻子一起来到香港，住在一间很窄小的屋子里，仅容得下一张床和一张小工作台。小屋有一扇装着铁栅栏的窗，透过窗子可以看到许多榕树的树顶。他们夫妇买了漂亮的印度窗帘，来装扮“最值得自豪，最阔气的窗子”，还给它们起了一个罗曼蒂克的名字——“破落的美丽的天堂”。有一年，黄老来沪办展览，我曾专门约金庸先生原配杜冶芬女士与永玉先生相聚。两位老人共同回忆九华径时代的艰苦岁月。

　　20世纪50年代，永玉先生携全家自港返京，与诸多大画家合住在一个拥挤的大杂院，“文革”后更是被赶到一个没有窗的小屋，永玉先生干脆画了一幅二米多长的《窗》挂在破烂的墙壁上，“窗”外山花烂漫，春意荡漾。

　　“还是做我自己好”

　　坐在湖南凤凰“玉氏山房”偌大的客厅里，先生跟我和太太回忆年轻时代在上海的生活状况：“当年闯荡上海时，在寒碜之极的小包袱里，装着三本高尔基，一本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本线装黄仲则，一本鲁迅，两本沈从文，一本哲学词典，四块木刻板，一盒木刻刀……”尽管先生从早到晚不停地刻木刻、画漫画，但仍一贫如洗。某日坐有轨电车去愚园路，买票后须找回三分零头，售票员故意装聋作哑。先生本来就囊中羞涩，恨不得一个铜板分成两半花，哪肯轻易罢休，他大声喝道：“找我三分钱！”售票员这才很不情愿地将零头找回，同时大骂“赤佬，瘪三！”时间过去数十年之久，永玉先生居然仍能将那句“海骂”模仿得惟妙惟肖。

　　在凤凰逗留期间，先生每天陪我们到各处转悠，太太劝他不必如此，但老先生非常执拗，说：“下次你们再来，我就未必陪得动了。”我们听完不禁动容。

　　先生93岁那年的儿童节，我在朋友圈晒了一张童年照片，黑蛮哥感到有趣，便与先生分享。先生看后，不觉技痒，很快画了一张漫像（见右图）。画面上如藕一般的大腿和胳膊，再配上一张圆乎乎的脸，脸庞两侧则是两团腮红，煞是可爱，活脱脱一尊无锡惠山泥人玩偶。与此同时，先生还留下一通手札：

　　可凡：给黑蛮传来早年照片，手痒，不忍不作反映（应），为半百人祝贺六一，此为第一遭。

　　永玉先生一生命运多舛，历经磨难，但他从不畏惧，从不气馁。他很欣赏这样两句诗“为了太阳，我才来到这个世界”。他说：“人生所有的遭遇我都受过，但我不哀叹，反而感到很值得。这辈子没有冤枉。等生命走到尽头时，我不要坟墓和墓碑，即便有个墓碑，上面也只要写三个字——太累了。”

　　我问他，如果五十年或者一百年后，有人谈起他，希望人们如何评价？“这个混蛋！”说罢，黄先生的脸上露出狡黠却又纯真的微笑，这使我想起他在《假如我活到一百岁》里的诗句：

　　……我尝够了长寿的妙处，我是一个不惹是非的老头，我曾经历过最大的震动和呼唤，我一生最大的满足是，不被人唾骂，不被人诅咒，我与我自己混得太久，我觉得还是做我自己好……　　　　（摘自6月24日《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