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葵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4年6月出版
梁思成、林徽因对有效利用北京城墙的设想
“要赶紧规划！”
1948年北平解放前夕，两位解放军干部带着一份地图来到清华新林院，请梁思成在上面标出“若不得不使用大炮时”必须加以保护的珍贵建筑和文物。在解放后的一年中，人民政府对北京城内的卫生进行了彻底清理，从城中清除了明、清两朝存下来的34.9万吨垃圾，清除了61万吨大粪。梁思成对此感慨万千：“……这是两件小事，却是两个伟大的奇迹。”
解放初，北京的建设飞快发展。林徽因一方面感到高兴，另一方面又为没有规划地盲目盖楼而焦虑。她急切而诚恳地对来到家中听课的学生们说：“现在这样没秩序地盖楼房，捂都捂不住，将来麻烦就大了！要赶紧规划！”当时，林徽因的身体状况已经很差，但对北京市规划建设高度关注的责任感使她忘记了病痛，她大声疾呼：
解放两年以来，北京已在以递加的速率改变，今后一二十年之内，无数的新建筑将要接踵的兴建起来，街道系统将加以改善，千百条的大街小巷将要改观，各种不同性质的区域将要划分出来。北京城是必须现代化的；同时北京城原有的整体文物性特征和多数个别的文物建筑又是必须保存的。我们必须“古今兼顾，新旧两利”。我们对这许多错综复杂的问题应如何处理，是每一个热爱中国人民首都的人所关切的问题。
今天所存在的城内的街道系统，用现代都市计划的原则来分析，是一个极其合理，完全适合现代化使用的系统。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是任何一个中世纪城市所没有的。我们不得不又一次敬佩我们祖先伟大的智慧。
浪漫的构想被粉碎
1949年10月，建筑规划专家陈占祥抵达北京。刚一落脚，他便与梁思成共同投入了对新市区发展计划的研究。梁思成与陈占祥共同提交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的方案，其中，他们提出了先进的城市发展理念、平衡城市原则，也即著名的“梁陈方案”。他们建议，在北京城西再建一座新城。新城是现代中国的政治心脏，同时保留旧城，保护文物遗址，突出古都风貌，将其建成风景优美、宁静和谐的政治文化中心。内外城墙和护城河可改造为环城立体公园。他们还主张，把火车站建在永定门外，这样出了站就可以感受到北京南起永定门、北至景山的城市中轴线。
遗憾的是，这些构想在之后的岁月里一一被粉碎。“如果这一片古城可以存留至今，那将是世界上唯一得以完整保留，规模最宏伟、气势最磅礴的历史文化名城，就连今日之巴黎、罗马也难以企及。”（中国文物学会会长罗哲文答记者问）
林徽因与梁思成根据国外许多历史名城被毁的教训，预见到如果对北京城进行“消灭旧世界”的“就地改造”，把大量现代高层建筑硬塞进这古城的框框，勉强使它适应现代首都的需要，结果会是两败俱伤：现代需要既不能充分满足，古城也将面目全非，这样的案例在国外已经不胜枚举。最终，“梁陈方案”和梁林的建议被全面抛弃和否定。
在北京全面展开的“大范围的拆除与重建”中，一向平静沉稳的梁思成变得坐卧不安，焦虑万分。他一反平日的沉静不语，秉笔直书，拼尽全力把本已打算拆掉的北海团城、三海等地完整地保护下来。林徽因更是四处疾呼、苦苦哀求，甚至到了声泪俱下的程度。
最后一次慷慨陈词
1953年8月20日，在北京市政府第一会议室，吴晗副市长主持了“关于首都文物建筑保护问题座谈会”。据到场出席会议的罗哲文回忆：“思成、徽因师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特别是徽因师的发言内容最为丰富。”林徽因说，保护文物古建筑与新城建设及发展是统一的，不应当成必然的矛盾，解决矛盾不是首先考虑“拆”。她特别举了在欧洲国家希腊、罗马、巴黎大都市中，古文物建筑与新建设相互交辉的情况，认为中国建筑最成功的木构架和最庄严美丽的各式各样的屋顶，比欧美建筑更具美的价值，把它们保护下来将来有钱了好好修整一下，给全体市民、全国人民以及外国友人来参观欣赏，有多好。如果把它拆掉了，一切都没有了……谈到这里，她已经显得很疲倦，吴晗副市长请她喝口水，歇了一会儿，她又接着发言，对北京市保护文物建筑提出了批评，她谈到民间建筑，特别是民居的四合院、作坊、铺面等等的价值和重要性……（罗哲文：《难忘的记忆，深刻的怀念》）
这回发言，自知已经时日无多的林徽因，为自己，为丈夫，为了他们挚爱的古城北京，为了他们无限珍惜的民族文化传统，最后一次慷慨陈词：
我们不能坐视，也不能忍受一座或一组壮丽的建筑物遭受到各种各式直接或间接的破坏，使它们委曲在不调和的周围里，受到不应有的宰割。过去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我们不同体系，不同格调的各型各式的所谓洋式楼房，所谓摩天高楼，模仿到家或不到家的欧美系统的建筑物，庞杂凌乱地大量渗到我们的许多城市中来，长久地劈头拦腰破坏了我们的建筑情调，渐渐地麻痹了我们对于环境的敏感，使我们习惯于不调和的体形或习惯于看着自己优美的建筑物被摒斥到委曲求全的夹缝中，而感到无可奈何。
1955年2月12日，林徽因由于病情急剧恶化被紧急送往同仁医院。此前，梁思成也因感染肺结核被送进同一所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