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莽与夫人在“老虎洞”

　　高莽绘屠格涅夫

　　有一天，我从书架上找出高莽先生的几本译著，翻开那本厚重的《墓碑天堂》，他清秀的题签赫然入目：敬赠给我的老师、老友、老同行祝勇兄雅正。被尊称为师，我深感惭愧。但寥寥几行写于2009年春节的字迹，却勾起我对高莽无尽的怀念。

　　高莽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俄苏文学翻译、研究、编辑和文化交流事业。1997年，俄罗斯总统访华时为他颁发俄罗斯政府奖章，也是在这一年，俄罗斯作协吸收他为名誉会员。2011年，中国翻译协会授予他“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他的头发就像他的个性

　　我初识高莽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印象中是通过中国社科院外文所郑恩波老师的介绍。出现在我眼前的高莽，身材高大，戴一副眼镜，说话有喉音，声音浑厚而温和。他外表最具标志性的特征，是一头蓬乱的头发，一副怒发冲冠的样子。他的头发永远梳不整齐，或者干脆不梳理，顺其自然，就像他的个性一样。

　　高莽当时住北京西三环紫竹桥边，与我单位只有一箭之遥。那些年，不知去了多少次他的家，一聊就是大半天。当时，社科院住房紧张，他的房间很小。丁聪等许多大家也住在那个楼里，情况相似。他带我看过他的卧室，一间很小的房间，他只睡一张窄窄的单人床，腾出空间放置书籍资料，还有许多外国名家给他画的肖像。

　　我最迷恋那些书籍，大部分是俄文原版书，尽管一字不识，它们的装帧却令我爱不释手。还有一些俄文画册，里面的图片令我震撼，其中有我熟悉的俄罗斯作家的个人照、生活场景（包括故居）照，还有手稿、书影。

　　巴金的速写成了明信片

　　高莽还是画家，年轻时画过漫画，后来改画人物，以作家艺术家肖像为主。有时开会，他就在随身带的笔记本上不停地画。日积月累，他的速写本上，留下胡愈之、曹靖华、钱锺书、杨绛、季羡林、茅盾、巴金、艾青、田汉、萧军、蔡若虹、华君武、曹辛之这些名家的影像。

　　他把他画的速写拿给我看，我最喜欢巴金的速写，寥寥几笔，非常传神。画中的巴老背着手低头走路，好像在思考着什么问题。巴老在旁边写了字，“一个小老头，名字叫巴金”。我把我的好朋友、上海巴金故居纪念馆的周立民介绍给高莽，周立民把高莽画的巴金像印成了一组明信片，作为纪念馆的文创。

　　他成了她的眼睛

　　后来，高莽搬去东三环的农光里，我住西四环，见面机会就少了，差不多一年半载才去一次。每次去，高莽都格外高兴，高莽和夫人孙杰每次必留我吃饭。在高莽家吃饭，更能体会到他们一家人的其乐融融。我特别喜欢听高莽和其女儿小岚对话，轻松、机智、幽默，有点脱口秀的意思，透着父女间的熟稔与和谐。

　　孙杰当时已失明多年，高莽每天都要给她点眼药水，数十年如一日，从不耽误。有时他跟我说着话，说着说着就去给老伴点眼药水了。他是那般专注，跟画画时一样。除了点眼药水，他还给她读书、读报、讲天下事，成了她的眼睛。

　　高莽和孙杰都属虎，他把他们的家命名为“老虎洞”。华君武给他们画了一张漫画，就是一只公老虎给一只母老虎点眼药水。

　　他们至少在1947年就认识了，21岁的高莽翻译完《保尔·柯察金》剧本，该剧在全国各大城市上演，首演扮演冬妮亚的演员就是孙杰。两人相识半个世纪，经历了如此漫长时光的磨砺，他们的感情丝毫未损，愈发深厚，不能不令人敬佩和感慨。

　　为梅兰芳作画

　　由于高莽的居住空间过于逼仄，他70岁生日时，俄罗斯驻华大使要去他家道贺，他不敢将大使先生领到家里去，以免露怯，只好约在紫竹院公园门口见面。

　　搬到农光里后，居住条件略有改善。他的书房，有两壁书柜，一张写字桌。窗下那张大写字桌也作画案，所以书房也是画室。画案边一张单人床，可作沙发，请客人坐，画室就成了客厅。晚上用来睡觉，客厅就成了卧室。

　　高莽是跨界大师，横跨文学、翻译、学术研究、绘画诸界，绘画又兼及油画、国画和速写，但他的跨界都是在这间小小居室完成的。有一天，我去看高莽，他兴奋地告诉我，刚刚完成了一幅大画，是丈六的水墨长卷《赞梅图》。“梅”，是梅兰芳，在他身边，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萧伯纳、布莱希特、塔伊洛夫以及唱《伏尔加船夫曲》的夏利亚宾，当然还有梅耶荷德。

　　上世纪50年代，高莽陪同梅兰芳访苏，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博物馆里漫步，梅先生对他说：“梅耶荷德最懂中国戏曲，你将来要画画，请将我和梅耶荷德画在一起。”把梅兰芳和这些杰出的俄罗斯戏剧家、歌唱家画在一起，成为他的夙愿。

　　农光里的房间狭小，宣纸铺展不开，他只好匍匐在地，画一点卷一点。不能退远观看，掌握比例和透视都是一件难事，但他已经习以为常，积累了一套经验。几乎整个夏天，他都躲在闷热的小屋里作画，从早上起床一直画到夕阳西沉，用他自己的话说，比上班还忙。这幅画卷后来陈列在梅兰芳纪念馆里。　　   （摘自7月6日《人民日报·海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