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子东（见图）可能是在互联网和电视上最活跃的学者之一。他是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的现代文学学者，但也常在文化节目中任嘉宾，在文学奖项中做评委，也在网上录制文学课程。

　　许子东是《圆桌派》中的老嘉宾。在节目中，他常从文学视角给出自己的看法，有不少金句，被网友们评价为“幽默而尖锐”。《圆桌派》第七季中，有两次聊天让许子东印象深刻。一期是和作曲家陈其钢，陈其钢身体不太好，处于很虚弱的状态，聊到不少人生感悟，这让许子东很动容。另一期则是和作家金宇澄聊《繁花》，许子东感觉那次聊天更像是一个文化研究领域的“学术报告”。

　　平等的说话状态

　　您说过“电视节目中，三个人聊天是最舒服的状态”，一个人演讲、表达，和几个人一起聊天，有什么不同的效果吗？

　　许子东：在电视谈话节目里，三个人聊天这种形式比较少见。多人的谈话氛围通常比较好，不会有一个人占据画面太长时间。聊天也有游戏规则，有时候你可能想讲一个自己的观点，但对方会打断你，你不能像上课一样，长篇大论地讲下去。但你也能马上得到对方的反馈，听到对方的意见。

　　所以这种聊天是一个更平等的说话状态。聊天谈话节目要制造一个“平等感”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丢下社会身份去对话，观众也能感受到电视和自己是平等的，可以算作是中国式现代化民主的一部分了。

　　在过去的哪些时代背景下，文学表达的风潮更热烈？

　　许子东：业界比较公认的热烈风潮，其中一个是（上世纪）20年代，就是五四运动这个阶段。这个阶段把中国文学连接到了世界文学的大格局之中。中国开始进入世界是在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以后，中国文学的进入会更晚一点。

　　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文学每隔十年就有一个大变化。洪子诚教授编写当代文学史，认为（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到现在又进入一个新时期，这个新时期从2012年开始。

　　我的看法会更保守一点。我认为80年代以来的文学一直延续到今天，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借用陈晓明教授所说的“漫长的90年代”，我认为当代文学最好的作品，还是90年代的延续，并没有完全颠覆。比如《白鹿原》《活着》《红高粱》这批经典作品，到现在还是经典。

　　您之前说，今天的文学“从先锋者走向了守望者”。今天年轻一代的作家有哪些独属于这个时代的表达吗？

　　许子东：我今年做宝珀文学奖的评委，翻看了一百多本长篇小说。总体来说，这些作品里第一类是悬疑，第二类是科幻，第三类是职场恋爱，第四类就是我完全“看不懂”的，题材很陌生化的一类，但它有可能是非常好的作品。

　　我最大的感受是，45岁以下的年轻作家，几乎都不写历史。没有人写他们父亲、母亲这一代的生活。那种感觉有点像你在网上刷短视频，一切都是描绘眼前，但没有人去“打一口井”，“找一棵树”。其实只要“找一棵树”往上延伸，就能抵达我们这个社会的关键。

　　但这只是我自己的标准。表达个人生活并没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是很深刻的。

　　不带功利的东西是必要的

　　亨利·格林曾经认为“对话是和读者沟通的最好方式”。您印象中，有哪些小说是比较明显地大量使用“对话”来刻画人物和情节的呢？

　　许子东：其实用什么方法都可以写得很好。现在很多作家想避免用“直接引语”。比如过去我们描写对话是——小刘皱着眉头问：“你吃饭了吗？”现在很多作家喜欢用间接引语——小刘说，你吃饭了吗？小王说，没有。也有比较特别的写法，像金宇澄的《繁花》，通篇都不分段落，没有问号、感叹号，是文体上很大的改革。不少作家都有自己的尝试。

　　您认为什么样的聊天是理想的、有效的？

　　许子东：我认为理想的聊天恰恰就是“无效聊天”。聊天的过程就是发现你对朋友的感受，你对社会的感受，甚至只是你个人情绪的一种发泄，其实都是“无效”的。你希望你的聊天能忧国忧民、改变世界吗？能够帮助朋友心灵美化吗？能够使你自己获得更好的职位，赚更多的钱？……带着这么多目的的话，聊天太累。

　　所以聊天就让它无效，它让你短暂地脱离次序。它一时间可能没有什么意义，但是长远来说，对你的人生、对社会都是有意义的。  （摘自7月17日微信公众号 “新周刊” 崔斯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