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在清代很长一段时间里，朝廷都没有正式发行纸币。然而，便于携带的“会（汇）票”通行于市，进而催生了余秋雨所谓“中国金融业的乡下老祖父”——票号。

　　银钱之弊

　　清代实施“银本位”，大额交易用银两，小额交易用铜钱（制钱）。朝廷征税以白银计算，民众纳税也需用制钱兑换银两，这为古代钱庄（也叫钱店、钱铺）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如上海的钱庄，乾隆年间已成为一个颇具规模的独立行业。

　　清代的白银、制钱还存在不易携带的问题。陶宗仪在《说郛》中讲过一句流传很广的话，叫“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一枚铜制铸币（方孔钱）为一文，1000文用绳子从中间的孔里穿起来，称为一贯。清代初年，每个铜钱约重一钱二分五厘，后又增为一钱四分，则每千文（一贯）重量超过8市斤。按此计算，“十万贯”足有几百吨之重。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古人大抵想出两个办法。其一，就是请镖局护送。镖局起运的骡驮子，人称“标驮子”，每一驮可驮银3000两。但镖局运现时间长、费用高，而且碰到社会不安定的光景也不安全——《水浒》里的“智取生辰纲”就是一个例子。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作为信用凭证的会票（也叫汇票、银票、钱票）。

　　到清代中后期，会票的使用已经相当普遍。

　　应运而生

　　会票出现后，也成为钱庄的一宗业务。不过，随着会票日益普及，道光初年，苏州市面已出现“各省商贾俱系汇票往来，并无现银运到”的盛况。一种新型的金融机构“票号”也应运而生，其主业务即经营汇兑。

　　关于票号的起源有几种说法，最常见的说法将“日升昌”认定为历史上最早出现的票号。它的前身是一家颜料作坊“西裕成”。当时，经营颜料是山西平遥商人的主要生财之道。嘉庆年间，西裕成颜料铺在北京的生意已经做得很大。

　　彼时，在京城经商的山西人每逢年终结账，都要给老家捎回些银两。镖局运现，运费既高又不安全，同时也常出差错，颇为不便。因此逐渐形成这样的做法，也就是不从北京往老家捎银钱，而是将现银交到北京分号，再由北京写信给平遥，到西裕成颜料铺总号取现银。商人节约了运输成本、规避了运输风险，西裕成也从中收取一定的手续费。

　　大约在道光三年（1823）前后，西裕成颜料铺的大掌柜雷履泰从中发现商机。经过几番与二、三掌柜及东家的商议，取得共识，决定增加资本，改西裕成颜料铺为“日升昌”票号。其总号设在平遥，分号设在北京。

　　票号的诞生，意味着清代中国埠际间的货币清算开始走向以汇兑清算为主的时代，既有利于节约社会劳动和解放生产力，又减少了社会财富损失，是历史的进步。

　　当时天下商帮众多，为何晋商独占新兴的票号“赛道”？这大约也与晋商所拥有的一些优势有关。首先，当然是晋商财力雄厚。早在乾隆时，山西商人就资本“百十万家资者，不一而足”。另外，也与晋商经营活动范围广阔有关。在清代，山西商帮多数从事长途贩运买卖。晋商商号遍布全国各地，形成一定规模的商业网络。

　　经营有道

　　自从“日升昌”成立后，票号营业繁荣，业务发展迅速。以“日升昌”而论，到道光三十年（1850）时，已在18个城镇建立了分号。其他票号也是如此，甚至有个别者还设到国外，如“合盛元”票号在日本的东京、神户、大阪和朝鲜的仁川等地都设有分号。

　　这些票号的设立，给南北各地的资金流转带来空前未有的便利。在“日升昌”旧址建立的“中国票号博物馆”后院中庭，还悬挂着一块醒目的横匾，上书“汇通天下”四个大字（见图）。相传此匾是根据北京分号里道光帝亲笔题写的“京都日升昌汇通天下”匾复制的。

　　有一则传说，道光二十二年（1842）清廷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后，急于筹集赔款银两，催逼各省汇解饷银。雷履泰得知此事，连忙和承办藩库取得联系，并立即发函给川、陕、鄂、豫等分号，尽快了解当地应汇解银两的数额和期限，积极承揽了这一大生意，按期完成巨额汇解任务。“日升昌”因此获得高额收入，还大大地露了一次脸。事后，道光皇帝赐下横匾以示褒奖。

　　官款纠葛

　　清朝后期，汇票在流通领域的使用已经如同纹银、银元一样普遍，仍然拒绝发行正式纸币的清政府，也开始利用票号的汇票。鸦片战争后，清廷财政愈发困难，故而大开“捐纳”之门，卖官鬻爵。按照规定，当时捐买官衔的银两，在各省交藩库，在京师则交户部。但是各地捐生为求速效，更倾向于直接向户部交纳捐项（如此就省下藩库送银到京的时间）。密布全国的票号恰能满足需求。

　　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南北驿路交通阻隔，各省、关已无法按旧例向北京解送京饷。此后直到清末中国银行业兴起前，朝廷的官款都主要通过票号汇兑。这些存放在票号的公款都是不计利息的，自然为票号带来巨额利润。发展到后来，连各省份之间的“协饷”（上解清政府的款项曰“京饷”，指拨有关驻军和行省的款项曰“协饷”）也由各票号来承办，就连左宗棠平定西北的军饷都由票号承汇。这种局面发展到后来，清政府的对外赔款也仰赖票号加以筹集。

　　据统计，光绪三十二年（1906）七月，户部存放在外款项共693万两，其中存放票号206万两，换言之，票号掌握着户部1/3的存款，票号的利益与清政府的利益已然紧密联系。此时的票号，对普通商人和百姓的汇兑不屑一顾，甚至规定白银500两以下概不办理汇兑。

　　盛极而衰

　　1906年，“日升昌”票号14个分号办理收交汇兑银两达3222.5204万两。然而，这也是票号的最后辉煌。

　　由于晋商的渊源，当时许多大票号总部都地处晋中一隅。到清末，由于商业重心的转移、商道改变，这些地方总部交通滞后、信息闭塞的弊端便显露无遗，以至于票号无法跟上时代的变革脚步。

　　这一时期，近代化银行登上中国历史舞台。从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成立到1911年，国内一共设立官、商银行17家。这些银行的业务同样是汇兑。

　　后来又出现更大的威胁，也就是官办的户部银行（1905，后称大清银行）。户部银行的职能一是发行纸币，二仍是汇兑。过去由票号收存和承汇的官款业务，几乎全部被户部银行包揽而去。更不“公平”的是，凭借其官方背景，在发生倒账、需要对债权进行处理时，户部银行往往能够凭借强权全额收回债款，而票号想要收回一半也不太可能。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光绪三十年（1904），户部尚书鹿钟霖奉谕组建大清户部银行时，其实也曾邀请山西票号加入股份。谁知总号墨守成规，坐失机缘。

　　辛亥革命爆发后，票号终于在劫难逃。在各地兵乱中损失的现银还是其次，更严重的是，票号为顾全信誉，尽力维持兑现，收进大量纸币。但令票号始料未及的是，当时各地纷纷自印纸币，流通区域却很有限。结果，这个意外的损失严重动摇了票号的经济基础。

　　民国建立后，票号的颓势已然无法挽回。到1914年9月，就连活跃百年的“日升昌”票号也宣告倒闭。若是盖棺论定的话，既然票号不能将自己变成银行，就只能为银行时代让路了。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2024年第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