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黄在唐罗外交中的“特别使命”

作家文摘 2024年07月23日

  新罗派遣使者赴唐

  新罗王向唐示好的手段

  新罗首次向唐朝赠送牛黄起自新罗统一战争时期。之后,新罗牛黄逐步登堂入室,成为中国传统药学公认的精品。

  至于来华途径,一则可能是贸易,二则可能是外交活动推进的结果。《新唐书·地理志》记载了唐朝对外交通7条主要道路中的东北路线,“一曰营州入安东道,二曰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均可通往新罗,发达的水路交通推动了两国贸易的发展。

  另外一部分新罗牛黄则来自于官方进贡和馈赠。新罗首次向唐朝赠送牛黄起自新罗统一战争时期,《三国史记》所记文武王二年(662)春正月金庾信给赠苏定方赠送的“银五千七百分,细布三十匹,头发三十两,牛黄十九两”。

  这种政治上层人物之间的馈赠属于国礼范畴,牛黄昂贵,又是新罗特产,还能投唐人所好,正好可以用来敦进两国友谊。唐太宗积极修复在贞观十九年之前陷入低谷的唐罗关系。可以说牛黄在唐罗外交中第一次出现就是负有特别的使命。

  随着时间流逝,新罗牛黄逐渐声名鹊起,新罗也成了唐朝宫廷牛黄的重要来源。仅《三国史记》记载,新罗向唐朝进贡牛黄的次数便不下6次,是向唐王朝进献牛黄次数最多的国家。牛黄的一次次入贡,成为历代新罗王向唐示好的重要手段,而这也成为明清时期朝鲜朝天使、燕行使以牛黄清心丸疏通关节、拉拢中国官员的滥觞。

  迎合了“贵远贱近”的观念

  从现有材料来看,朝鲜半岛的牛黄产出一直十分稳定。而作为有史料可考的第一个与古代中国进行牛黄往来的国家,新罗牛黄早早为唐人所知,且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得两国之间交通往来十分便利。

  此外,在长期的牛黄交流中,新罗牛黄的功效必是值得肯定的,良好的品质当是新罗在唐王朝的一众外来牛黄供应地中脱颖而出的关键原因,也是新罗自信以此可以巩固唐罗关系的底气所在。

  牛黄来自异域,也迎合了唐人的医药观念。在唐代的药效观念中,“贵远贱近”是十分突出的现象,人们普遍相信来自异域的药材更加有效,唐人苏游曾经批评人们的这种迷信:“应是矫俗之人故述斯诈,以惑凡庶矣。嗟乎!莫不贵远贱近乎。”

  在华声誉与外交活动相关

  唐代新罗牛黄获得的良好声誉在宋代并没有得到有效延续,宋代牛黄主要还是求诸本土,山东半岛仍是土贡牛黄的重要来源地。

  除了本土,宋代外来牛黄渠道以西戎为主,但西戎等地牛黄造假氛围严重,因此西域牛黄逐渐失去了信用。可即便如此,对于高价的伪药消费者也会由于崇拜性消费心理的影响而乐于购买,“元代以降,牛黄的交流越来越依赖海路”,另外蒙古统治者也重视西藏牛黄。

  明清时期,朝鲜奉行“事大”,进贡不辍。由于市面上牛黄的仿制品日益增多,医家对于牛黄的应用也越加谨慎,在医籍中强调各类牛黄处方必用“真牛黄”的同时,社会各阶层对于从朝鲜来华的“朝天使”“燕行使”携带而来的牛黄清心丸越发趋之若鹜。

  目前学界公认牛黄清心丸的处方是从中国传入朝鲜半岛的,牛黄清心丸发源于宋代,在中国的传承亦从未断绝,传入朝鲜半岛后也并未出现质的变化,因而就连燕行使者也曾对中国人独独钟爱朝鲜清心丸的现象表现出了困惑。

  由此可见,即便在国内牛黄造假现象严重的情况下,使用“东牛黄”制作的成药也是国人信赖追捧、不惜高价购买的产品,这与千年以来朝鲜半岛地区牛黄积累的良好口碑是密不可分的。朝鲜半岛牛黄在中原的声誉变化,始终与外交活动紧密相关。    (摘自《中医药文化》2024年第3期 于赓哲 彭李晓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