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统万城东南行五十余公里，在明长城高墩山南侧脚下，阳周故城遗址埋没于大漠之下。

　　2016年初，榆林市靖边县杨桥畔镇瓦渣梁村民，在田间劳作时偶然发现疑似古城遗址。经考古队开掘，遗址内出土的诸如陶器“阳周塞司马”、瓦当“阳周宫”、 “回形曲纹砖” 砖窑遗迹、“铸币”遗址、“钱范”等文物，无不指向此地即为先秦时期的政治、军事重镇之阳周城。

　　至此，经国家文物部门鉴定，先秦时期的阳周故城，究竟在何处的疑惑扣子，无意间被农民一锄头解开了。

　　公元前215年，秦始皇命大将蒙恬率三十万大军驻上郡阳周“北逐戎狄”，夺取了上古中国的“河南地”。对此，《史记·蒙恬列传》记载：“始皇二十六年……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于是渡河，据阳山，逶蛇而北。暴师于外十余年，居上郡。”为何派大将经略此地，史册清晰地告诉后人，战国末期，阳周曾是秦国上郡所属的一个县治，城池浩瀚，且扼南北而控东西，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先秦辉煌的阳周城，经战争破坏，加之两千多年的风吹雨蚀，以及厚土黄沙掩埋后，仍然弥足珍贵。阳周城遗址一经问世，即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有城必有道。与大秦帝国一样大气的秦直道，不偏不倚途经阳周故城，之后过包头，飞驰至阴山山脉止，承载着稳边、安邦、运输、民生之功用。

　　大将蒙恬驻守上郡这一号称“新秦之地”的阳周后，为阻止、防范匈奴侵扰，畅通皇城与边地的交通往来，奉始皇帝之令，率军民修筑南起陕西咸阳林光宫、北至今内蒙古包头九原郡，长达700多公里的军事要道。因此道走向纵贯南北，便捷直通，秦直道之名便由此而生。从此，人类史上的第一条“高速公路”，南自咸阳起，过庆阳，经延安，从沮河支流大南沟水源头进黄陵县境内，经富县、甘泉、志丹、安塞，在安塞区王家湾乡与靖边县青阳岔镇郑石湾交界处，入靖边境，向着阳周城而来，使得阳周城处于其重要枢纽所在。此后，皇帝、大吏出巡，遣兵输粮，民众交通，皆循此道，直至清朝年间逐渐荒废，失去交通干道的作用。

　　榆林镇长城，就依偎在秦直道左右。榆林镇明长城两侧，古迹迭出，史料也随之不断翻篇，颠覆、刷新着我们的历史认知。

　　随着时间推移，榆林镇明长城两侧，汉、蒙民族文化融合，和谐相处。至清朝，两次放开限制，内地居民可越过长城合伙“盘地”耕耘，明长城外新的社会结构——“伙场”随之闪耀登场。

　　伙场，也称“伙盘”，意为“结伙盘场”“伙聚盘居”，民间俗称“搭伙种地”。《怀远县志》载：所谓伙盘者，居民出口种地，定例春出冬归，暂时伙聚盘踞，故名之，犹内地之村庄也。其中“出口”为出长城关口简称。

　　陕北地方志记载，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开放边墙（长城）外五十里以内地，准许汉民跑田种地，结伙盘场，春耕秋归。乾隆元年（1736年），又在原开放边外地界之北，开放三十至五十里，蒙古族王爷按地亩收租税银两。我的祖先，此次又从长城内移民至长城外，盘场种地。到清末民国初年，乌审、扎萨克两旗王爷除大量招募汉民租种土地，收租得银外，为了维持其逐渐扩大的奢侈生活支出，大量变卖连接汉民住地区域的土地，使其民众又北上，伙场随之扩大。

　　伙场的产生客观上促进了蒙汉民族融合。随着时间的推移，伙场从走种方式的跑田种地，变为定居耕种，逐渐发展成为集镇、城市，形成汉、蒙民族杂居地区，产生了独特的伙场经济、伙场社会。而作为种植粮食和牲畜草料的地域，伙场历史沧桑神秘。在伙场形成发展的过程中，伙场人历尽世事变迁，饱尝艰辛困苦。他们经历背井离乡，茅棚草舍，露天垒灶，畜耕人挖，疗病无医，王爷盘剥，匪帮袭扰，天灾人祸，有种无收，有出无归，甚至尸埋荒野……

　　伙场地处边关，历史上战事频繁，加之朔方地区自然灾害较多，只有同舟共济，方能战胜来自自然的、人间的各种灾难，形成了“打虎须靠亲兄弟”的自我保护格局。旧社会，地处特殊地带的伙场，需备防御匪患的设施、器件和精神、本领。因而，伙场人有尚武练功的传统。大的伙场还建有“寨子”，遇有土匪抢劫，人们便进入寨子对峙、抵抗，相机反击。

　　伙场的规模大小、质量高低、成员人品优劣，还是融入社会的门票，走南闯北的路条，甚至是商品交换的信誉卡码。伙场汉、蒙群众间不断深入的交流与融合，形成了伙场内的特色文化。

　　清朝康熙帝，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曾率领大军两经榆林地，其间写下诸多诗篇记述途中感遇。其《出塞》诗云：“森森万骑历驼城，沙塞风清碛路平。冰泮长河堪饮马，月来大野照移营。邮签纪地旬余驿，羽辔行边六日程。天下一家无内外，烽销堠罢不论兵。”诗以榆林别称驼城入题，写巡边之威严暄赫；末二句“天下一家无内外，烽销堠罢不论兵”，正是对伙场文化的认同与赞扬。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