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发言

　　邓小平1977年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第三次复出时，已然是73岁的高龄。历史给他提供的机会和空间非常有限。于是，他在这个会上自陈：“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应该老老实实地履行党员的责任。”他还告诉人们：“这是我一种交心的话。”

　　世纪主题和世纪接力

　　世纪伟人是在世纪接力中产生的。

　　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风雨反复冲刷的是这样一个根本主题：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才能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都不能回避这个主题。伟大而深刻的爱国主义者，总是善于把这个主题转化为自觉的历史使命。影响世纪进程的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正是站在时代前沿去接力这个世纪主题、扛起历史使命的人。

　　先行者孙中山，面临的是解除皇权，解救民族危亡，接着是扫除军阀这样一些历史任务，这是中国走向现代化最基本的政治前提。解除了皇权枷锁的孙中山，曾一度埋头去搞实业建设，但很快就四处碰壁，不得不转而发起“二次革命”。再次失败，使他在痛苦中开始有了新的思考和新的政策，这就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去世之前，他告诫革命党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接下来的接力者，是毛泽东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他们耗费心血领导中国人民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完成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历史任务。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旧中国国家四分五裂、民族蒙受屈辱、人民灾难深重的局面，实现了民族的独立、国家的统一、人民的解放。由此奠定了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政治前提。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更为后来中国的发展进步，提供了最根本的制度基础。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非常漂亮地完成了他们那一代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使命后，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开始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面。1954年9月15日，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明确宣布，准备用几个五年计划把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化的强国。尽管在“实现”的道路上充满曲折，但毛泽东和新中国始终不懈地追求。1964年和1975年的两届人民代表大会，都把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奋斗目标。

　　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毛泽东觉察到苏联模式的弊端，力图突破这个模式，另走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于是有了《论十大关系》这样的可行思路和中共八大这样的耀眼起点，并且在后来的探索前进中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和理论成果，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当然，也出现了“大跃进”这样经济发展上的急躁失误，和“文化大革命”这种让人痛心疾首的全局性岔路。

　　历史常常如此，理顺道路比选择目标艰难百倍。确立目标，或许一代人就行了；理顺道路，则常常需要更多时间的探索和积累。

　　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无疑是最有创造性的接力者。历史选择了邓小平，邓小平也选择了自己的使命。

　　这种选择，对双方都不轻松。

　　邓小平1977年复出的民意基础，一般说来，是在1975年主持中央工作期间领导整顿，在可能的范围内纠正“文革”极左政策，调整和恢复各方面的秩序，赢得了党内外的广泛拥护。即使在此后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中，他的声望也没有下降，甚至获得同情，从而使他在粉碎“四人帮”后的复出成为必然之势。

　　当时摆在中国面前的有三条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下把“文革”进行下去；纠正“文革”的错误做法，回到“文革”前的路子上去；承继“文革”前的好东西，另创一条新路。很明显，按当时的社会气氛和人们的思维习惯，第二条路是最容易也最少风险的选择，但未必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最科学之路。

　　邓小平和他的同伴们选择了第三条路。在这种情况下，决策者的艰难和分寸，决策者的远见卓识和开创新路的政治勇气，便尤为重要了。历史选择和接受邓小平，是因为他看清楚了现阶段实践从孙中山、毛泽东那里留下来的“世纪主题”的关键所在。

　　邓小平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这脉搏是什么？如果从20世纪的走向上看，还是围绕现代化和民族复兴这个目标所延伸出来的一些基本问题。正是探索、选择和逐步确立解决这些问题的道路方法，使邓小平的名字继孙中山、毛泽东之后，成为20世纪又一个时代的象征。

　　中国式的现代化与人民富裕

　　1979年初，当人们从电视上观看邓小平访问美国的报道时，那现代化的城市、先进的工厂和奇妙的科技产品等画面背景，无疑在某种程度上改变着中国人对世界、对自己的看法，无形中给了中国人一种潜在的压力，也是一种动力。在1989年9月4日写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那封“退休信”中，邓小平的最后一句话也是：“中国人民既然有能力站起来，就一定有能力永远岿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可见，确立中华民族在现代世界里的位置，让中国尽快地发展起来，在他的心目中占有何等重要的分量！

　　1980年，邓小平曾会见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1994年，麦克纳马拉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还不无感慨地说：邓小平拥有一种情感，我认为这种情感十分重要，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都依赖于中国人民和中国自己的领导人，他说，外援是好的，我们需要，但不管有无外援，我们都有决心达到自己的目标。自己人民的意愿是至关重要的，这是你们成功的根本。

　　历史和伟人的逻辑关系已经很清楚。邓小平在人民中间获得了一个形象的称号——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推动和领导改革开放，开辟历史的新时期，探索和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其根本动力和历史目标就是民族复兴。他勇敢地肩负起历史风险的内在力量，站在世界发展的角度设计民族振兴蓝图所体现的思路和气魄，都来自民族复兴的强烈使命意识。

　　对国家和民族的深沉挚爱，使邓小平在面临一些十分棘手的难题时，迸发出穿透历史的想象力。例如，为实现祖国的统一，他提出的“一国两制”，被称为“天才的构想”。正是出于这种对民族和国家深挚的爱，他说要争取活到1997年，在收回香港后，亲自到自己的国土上走一趟，哪怕坐在轮椅上也要去。

　　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仍然面临一个解决生活温饱的严峻课题。切实地承认这一点是不容易的。邓小平不仅公开承认这一点，还把它作为寻找新路的根本动力。早在1975年的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当江青说到农村缺衣少吃只是个别现象时，邓小平断然插话：个别现象也不行！“四人帮”曾抛出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逻辑：宁要社会主义的草（穷），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富）。邓小平当时就说：这句话简直没有道理。正是浓厚的民生意识，使他做出一个简单却是突破性的论断：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不改善人民的生活，只有死路一条。

　　当然，更重要的是采取什么方式来改善人民的生活，让人民富裕起来。我们曾经采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和十分熟悉的平均主义这些方式，可是，效果并不好。接下来的问题是，要不要改革，这需要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政治胆识；其次是怎样改革，这需要非常的创造气概和务实精神。结果，让勤劳能干的人先富起来，然后达到共同富裕，经邓小平的倡导和改革的实践，获得了社会共识；市场经济，长期被我们视为资本主义独有的经济体制，也被拿来改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确立了下来。今天看来，这些选择似乎都顺理成章，但对于在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中浸泡了几千年的中国，当时接受这些，是经历了一段艰难的认识和探索过程的。

　　我们曾经设想，在十几年之内去“超英赶美”；我们还曾经设想，在20世纪内就实现“四个现代化”。一直到1979年，走向现代化的步骤才开始明朗和实在起来。邓小平说：“我们开了大口，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来改了个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中国式的现代化”究竟意味着什么？当外国人提出这个问题时，邓小平使用了一个古老得陌生的词：“算个小康吧。”这个“小康”，一下子让人们觉得自己和未来亲近起来，让未来的生活模样清晰起来。在邓小平的心目中，这还只是走向富裕的一个环节。他的眼光看得更远，他说：我们虽然活不到那个时候，但有责任提出那个时候的目标。这目标是什么？终于，中国在1987年向世界公布了三步走发展战略：温饱——小康——到21世纪中叶基本上实现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说，中华民族从19世纪中叶以来经历一百年左右的奋斗，站了起来；从20世纪中叶新中国成立到21世纪中叶，再经历一百年左右的奋斗，真正富强起来。

　　晚年的邓小平孜孜以求的，依然是民生问题。在1992年视察南方时，他说了句震撼民族心灵的话：“中国穷了几千年，现在是时候了！”

　　性格与时代

　　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主持建立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时候，曾同当时两位中央负责同志说：“眼界要非常宽阔，胸襟要非常宽阔，这是对我们第三代领导人最根本的要求。”“最重要的问题是要胸襟开阔。要从大局看问题。”

　　1920年，16岁的邓小平离开故乡，一走就走得很远，去了法国。五年多的欧洲生活，使他成为一个富有朝气的职业革命家。由于在20世纪初工业化程度一流的施奈德钢铁厂、哈金森橡胶厂、雷诺汽车厂打了几年工，邓小平既对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有了亲身体验，又对西方工业文明及其管理方式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前者使他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念有了牢实的基础，后者对革命和战争来说或许并不是特别重要，但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却绝不是可以忽略的体验。

　　例如，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恢复和整顿国民经济的时候，他主持制定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工业七十条”），强调要搞厂长负责制，立足点就是工业化大生产需要流水线上的个人意志服从于统一管理。后来，邓小平还根据早年在法国工厂打工的体会，指出现代化企业必须搞专业化分工和协作。有了这样的思想筋脉，我们不难理解，“文革”后期复出，他为什么要着力对生产秩序和纪律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

　　在邓小平身上，常常看到一种追求新事物、研究新情况、吸纳新东西的开放气度。

　　在20世纪，什么东西是世界范围内的最新思潮呢？大概要算社会主义和科技革命了。我们过去的重要教训是没有把这两种思潮很好地结合起来。邓小平敏锐地注意到社会主义和科技革命这两个新思潮之间的关系，反复强调：“现在的世界，人类进步一日千里，科学技术方面更是这样，落后一年，赶都难赶上。”于是，在参观科技产业时，他说：越新越好，越高越好，我高兴，人民高兴。

　　面向未来，追求新事物的宽阔胸襟，还体现在对外开放的问题上。中国的对外开放，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毛泽东在1956年提出了“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可是，在东西方冷战的格局下，西方国家的封锁使中国难以全面地把握这个机会，利用西方的资金、技术和管理方式则更为困难。对中国的封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主观上自我封闭。

　　仍然是邓小平，把开放进程中断裂的链条连接起来，使中国更大胆、更全面、更深入地走向世界。“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这就是今天的中国日益扩大和深化的开放实践的认识前提。在40多年前，说这个话不容易，干起来更是风险万般。

　　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几乎每迈一步，都有一个选择和判断的问题。邓小平仿佛盘算若定地坐在桥牌桌前，非常清楚什么时候该出什么牌。

　　梳理同邓小平打过交道的西方政要的感受，会频繁读到这样一些词：坚强、坦率、勇敢、自信、充满活力、信息灵通、有幽默感等。其中，还有一个别样的词，叫忍耐。

　　芬兰前首相在谈到邓小平的时候说得很到位：我们芬兰语中有个特别的词语——忍耐，含义是拥有崇高的信仰，对为之奋斗的目标充满信心，这个忍耐与信仰便是邓小平的财产。

　　这就涉及邓小平作为政治家的个性风采了。读过三卷《邓小平文选》的人都有一个突出的印象：里面很少着意构建理论体系的滔滔华彩和面面俱到的长篇大论，大多是针对实际问题说出的大白话，一看就明白，一想就清楚，在实践中很方便用上。言如其人，这大概可透视出邓小平的人格本色吧。为此，西方的一些评论家习惯上称邓小平是现实主义者，是务实的改革家。

　　人们说邓小平是一个务实的人，说到底，是因为他尊重客观实际，决策时彻底贯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

　　20世纪中国的历史性飞跃，都依靠“实事求是”做了支点。毛泽东捡起它，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伟业，创建了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捡起它，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飞跃，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伟业。　　   （摘自《为什么是邓小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年4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