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5月，以上海内外棉第七厂日本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为导火索，各地陆续爆发反帝运动，这就是著名的五卅运动（见图，上海总工会的游行队伍）。在这场运动中，电力供应在历史上第一次被用作政治危机中的谈判筹码。

　　由于上海工部局对全市工业实施停电措施，处于罢工运动中心的纱厂不得不停产。上海工部局在大罢工刚有苗头时就着手保障公用设施的运行。1925年夏天，共有来自200家企业的约20万名工人进行了长达数月的罢工行动。1925年6月29日，电气处决定：自7月7日中午12时起，停止向食品厂之外的用户供电。电力封锁对上海纺织业造成了严重伤害。持续两个月的工厂停摆让中国纱厂老板损失了326万元。

　　日本纱厂更是首当其冲，损失巨大。7月16日至27日，中方派出的交涉员许源和日本驻沪总领事矢田七太郎就解决罢工问题进行了磋商。正当中日双方即将打破僵局时，日本纱厂老板要求在工人复工前恢复供电。但电气处执意要等到罢工完全结束才恢复供电，回绝了日本董事樱木的要求。8月11日，日本纱厂老板和中国工人达成妥协。

　　而英国依然利用其对电力的控制拖延解决罢工问题。8月13日，总工程师奥尔德里奇再次回绝了日本恢复供电的要求，并表示：“在电气处职员依照工部局的条件复工前，电力供应不可能恢复。”

　　当时，英国人已经意识到因日本虐待中国工人导致的劳动争端演变成了对英国的抵制。中日之间解决了彼此间的分歧，但英国工厂内的对峙尚未结束。8月21日，英国驻沪领事西德尼·巴顿在发给英国驻北京公使的一封备忘录中表示，不同意任何“使日本纱厂复工，而英国纱厂却因反英罢工而继续关闭”的安排。

　　在这份文件中，巴顿认为电力供应是“最有效的武器”，“可以增加足够的志愿工人保障向日本工厂供电，但在恢复正常之前拒绝向中国工厂供电”。巴顿还倨傲地对日本纱厂联合会发出的抵制工部局电气处、自行建立发电厂等威胁不屑一顾，并重申了自己的观点：“在处理日本纱厂罢工中出现的排外尤其是排日骚乱时，上海工部局偏袒日本利益，因而引起了5月30日的大罢工。”

　　巴顿表现得很强硬，但几天后工部局的英国董事们就已经明白断电策略不可持续。工部局总董费信惇警告道：中断供电会让上海的中外势力都认为工部局成了英国利益的代言人。他认为：“因此，任何产生工部局偏袒某个特定国家利益印象的行为都必定会被有意向改变工部局现有管理模式的各方势力解读为改造工部局的理由。”他因而建议回复中国外交部特派交涉员，明确表达：“当所需工人复工后，工部局将立即恢复供电。”英国人做出了退让，9月8日，英国人主导的工部局恢复了供电，但18天后工人们才被劝服在英国工厂复工。　　（摘自[新加坡] 陈颖佳著 甘丽华译《浴火重生 : 战时与革命中国的电力工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7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