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11月9日，上海《时报》“本埠新闻”栏目刊载一则简短消息《蔡锷十周年昨日之公祭》。

　　1926年11月8日，蔡锷逝世十周年，北京、上海、长沙等地纷纷举行纪念活动，其时徐志摩、陆小曼结婚典礼后即南下上海，寄寓北洋大学同学、东吴大学法学院院长吴经熊家，徐志摩旅途中不忘参加蔡锷公祭，可见颇为上心。以此为线索梳理文献，可以发现徐志摩（见左图）和蔡锷（见右图）的一段隔世缘。

　　徐志摩与蔡锷结缘，离不开梁启超、蒋百里以及张君劢、张公权，二张是徐志摩原配张幼仪之兄，张公权还担任蔡锷遗孤教养协会的评议员和驻沪会计主任。

　　1915年8月，在父亲徐申如的陪同下，徐志摩到北京大学入读预科，一度寄居在锡拉胡同蒋百里的家里。徐家、蒋家是世交姻亲，徐志摩称蒋百里为“福叔”。后来，通过蒋百里、张君劢介绍，徐志摩成为梁启超的入室弟子，与蔡锷、蒋百里成为同门师兄弟。

　　1913年7月，徐志摩在浙江第一中学校刊《友声》第一期发表《论小说和社会之关系》，一时文名鹊起。从题目、观点、文风都能看出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影响，日后也得到徐志摩确认。其实，关于小说和文学的看法，梁启超和蔡锷是互相启发、互相借鉴的。

　　有学者认定，蔡锷经常到锡拉胡同蒋百里家密谋反袁，徐志摩在蒋家认识了蔡锷，后来留学美国克拉克大学选择政治学专业，参加“陆军训练团”“国防会”，都有来自蔡、蒋的很大影响。1915年11月11日，蔡锷离开北京，期间徐、蔡有见面的可能，也符合情理，但目前未见确证。

　　1922年10月，徐志摩留学归国，次年春由梁启超安排在北京松坡图书馆担任英文秘书，负责外文书籍采购以及英文函件处理。松坡图书馆是为了纪念蔡锷而成立，分设两馆。第一馆位于北海公园“快雪堂”内，收藏中文图书；第二馆位于西单石虎胡同七号，收藏外语图书。在快雪堂正殿设立蔡公祠，供奉蔡锷和数位护国运动将领的灵位。每逢蔡锷忌日和云南起义周年，松坡图书馆都隆重纪念。据蒋复璁回忆：“志摩亦往同寓，日夕相处，达三年之久。”徐志摩为石虎胡同七号的寓所取了个诗意的名字——好春轩。

　　查阅旧报发现，1923年到1925年，每逢11月8日、12月25日，北京松坡图书馆都有纪念活动，全体职员参加，徐志摩自然不例外。所以，1926年11月8日在上海，并不是徐志摩第一次参加公祭蔡锷活动。

　　徐志摩委托外国朋友采购图书，也向松坡图书馆捐献图书。1923年5月10日，徐志摩在石虎胡同七号给英国朋友奥格顿写信：“图书馆的创建是为了纪念中国第三次共和革命中的一个英雄，并以他的名字命名。现在看来似乎前途似锦，如果诸事顺利，每年有大约500镑用来买书。”这是徐志摩第一次直接评价蔡锷，将护国运动与二次革命、辛亥革命并列为共和革命，饱含崇敬之情，并看好松坡图书馆的前途。松坡图书馆曾经登报公布1923年接受外文文献捐赠情况，其中徐志摩捐献英文图书157本，仅次于梁启超。

　　好春轩经常高朋满座、书香满室，徐志摩离开松坡图书馆之后，在给丁文江的信中挂念“寄存那里的书橱十二架”，丁文江建议捐给松坡图书馆，爱书的徐志摩没有同意，而是请丁文江托人妥为照料。徐志摩乘飞机失事之后，其父徐申如将这批藏书全部捐给了松坡图书馆，似乎冥冥之中早有安排。

　　（摘自10月30日《中华读书报》 王金华文）